中国的“仇日”与日本的“厌华”
使中国的“仇日情绪”和日本的“厌华情绪”发展成一种超越个人和阶层利益的“社会心态运动”的，还有两国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笔者曾问过日本一家最有影响力报纸的驻京记者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十分友好，而90年代后，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批评报道开始与日剧增。
他的回答是，那是因为当时你们很弱小、贫穷，我们觉得应该帮助你们，所以，对你们报道的基调以友好为主。现在我们是在一个圈子里了，所以对你们的报道也变得更加客观。
应该说，他的话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在一个急剧变化的年代里日本国民心态的变化。
必须承认，在过去那段长达17年的中日关系蜜月期里，日本对中国所表现出的友好和帮助，的确有其实在的利益考虑，它希望在政治、经济等各领域都能够影响这个庞大却贫穷的邻居，但其中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纯粹友谊的色彩。
李培林认为，正是国际舆论界现在经常谈论的所谓的在亚洲“中国的崛起”和“日本的沉没”，对两国国民心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0多年前，西方世界热衷于谈论“日本第一”、“日本模式”、“日本奇迹”、“日本可以说不”，现在，这些话题已被“日本的危机”、“日本即将沉没”、“日本体制的僵化”、“日本将一蹶不振”等代替。与此同时，“中国的崛起”、“中国将是下一个超级大国”、“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等等开始成为西方媒体的热门话题。
“这种反差对中日两国国民的心态产生了强烈的刺激，并促成了一些浮躁情绪和不切实际的想法。”李培林说。
在中国人看来，中国人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不能再受一些日本人骨子里那种把中国人看成是劣等民族的窝囊气。而日本的一些国民也认为，中国总体上还是一个贫穷、落后、愚昧的国家，不仅缺乏教养而且还不断“窝里斗”，日本就是停滞不前50年，中国也赶不上日本；甚至还认为，中国历史上就有强烈的排外仇外心理，一旦有了实力很容易威胁邻国。
这些心态是可以理解的，李培林认为，中国在长达上百年的近代史上，曾备受列强的凌辱，有着完全不同于日本的集体记忆，形成了强烈的追求自尊和仇视被人轻蔑的国民心态。而日本却一再地触动这根敏感的神经。日本历史上在亚洲的称霸和战后在经济上达到的令人惊讶的成就，也让日本的国民的确抱着一种精神的优越感，并希望这种永不言败的民族心态能够成为使日本摆脱当前经济低迷、重振日本雄风的精神支柱，他们对那些过去发展落后的民族现在却在数落日本的态度，也感到深深的厌烦。
“中日两国之间历史的是非、恩怨、纠纷甚至误解，需要交往、理解、沟通和时间来化解，并在现实利益均衡的基础上，建立起理性的互动规则和相互关系。如何走出中日民众之间互不信任的怪圈，是中日学者共同思考的问题。”
但即使是在学者之间，认识上仍然存在很大的距离。李培林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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