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培云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著名活动家丹东在临死前说了句大实话：“谁能将祖国放在鞋底上带走？”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因为这份与生俱来的乡愁呼吁中国政府能够重新审视1980年制定的单一国籍法。12月6日新华网转载《国际先驱导报》的文章便再次提到了这一诉求。不过此前《环球时报》刊载的一篇文章却认为双重国籍不可取，最
冠冕堂皇的理由竟是“一个人能忠于两个国家吗？”
对这个“要钱不要人”的立场，有华文媒体悲从中来，称该文将侨民对中国文化认同的诉求变成了充满敌意的道德审判，“给一腔热忱的海外华人浇了一盆初冬的冷水。”限于篇幅，我在本文不探讨双重国籍可行性的技术细节，只接《环球时报》那篇文章的话茬，谈一个人是否可以忠于两个国家？什么时候可能？
从法理上讲，国家是“政治人”之间的一份契约。国家权利是人民权利的集合，国家作为主权的载体，必须以维护让渡权利者的权利为主要目标。否则，这样的国家形式就是霸王合同，没有合法性基础。现实当中，国家既可能是讨价还价的产物(如美国制宪建国)，也可能是出于强买强卖(如红色高棉时的柬埔寨)。米奇尼克面对波兰人的崇高理想被贱价变卖后曾发出感慨，相信上帝，但不相信教会。忠诚与不忠诚，不过是“政治人”，包括个人或群体履约或毁约。世易时移，参照系不一样，忠诚的内容也会发生变化。国家价值的可塑性，决定了国民忠诚的不可靠性与可变更性。它可能从忠诚向不忠诚变化，也可能从不忠诚向忠诚变化。
其实忠诚的内涵也是相对的。当年希特勒对德国的“忠诚”无人怀疑，然而今天，没有人否认他是德国历史上举世无双的“败国子”。六十年前，一位叫施陶芬贝格的德国军官组织一群同僚刺杀希特勒未果，被当成“叛国者”处决。当历史翻过这幽暗的一页，人们发现这位军官对德国的忠诚比元首的有意义。
回到中国的现实，我也看不出国籍与忠诚有什么必然联系。否则，你无法解释那些言必称“忠诚”的公仆如何会提着整箱子现金逃离满天下。与之相反的是，许多华人华侨，励志苦心、十年磨剑，纷纷归国创业。依我看，以国籍对号入座说忠奸，就像躲在意识形态的黑屋子里喊口号，即使心怀好意，也会黑得一塌糊涂。
或者，我们不那么骄傲，放下“民族英雄”、“国家荣誉”等高不可攀的字眼，就像讨论土耳其与德国争夺双重国籍的足球队员一样置身事外、心平气和。我们将“忠诚”视作在各个“国家市场”之间流通的特殊商品。无可争议的事实是，近年来中国政治的进步受益于承认了人的欲望的合法性，并逐渐尊重人们选择生活的自主性。如果我们正视国家在政治、文化符号之外的市场属性，就不难看出“非此即彼、扫地出门”的中国式单一国籍政策增加了“忠诚”的流通成本，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忠诚的世俗养成。
国家就像一只精巧的珠宝盒，每位公民都是摆放在里面的珠宝。珠宝盒的功能是保护里面的珠宝，既不让它们互相挤压而磕损，也不因风沙雨水而侵蚀。盒子因为保护这些珠宝才被赋予了“珠宝盒”的意义，否则它毫无意义。当国家功能本末倒置，更会闹买椟还珠的笑话。在此意义上，如果我们持有“国家以服务国民为天职”这个信念，双重国籍是否可行，就应该从大多数民众的权利诉求与具体操作上来考虑，而不是政治道德的某种构陷。如果我们承认人类有追求幸福与自由的共同利益并尊重绝大多数人只有生活得好些更好些的朴素愿望，那么一个人同时忠诚于两个国家甚至N个国家是完全可能也是可以的。更多的时候，对于一个国家的忠诚、对法律的服从会上升为对全人类共有的忠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