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必须重塑财富的正当性

　　假如人们认为，富人的财富是正当得来的，那么，即使是较大的贫富差距，也不会成为太严重的社会问题

　　利益的分化与冲突问题已经成为当下引人注目的问题。一般民众通过网络空间所形成的舆论，固然已经尖锐地揭示了这一点，中共中央党校对中高级干部的调查问卷更证实了这一点。

　　该校“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对部分地(厅)级及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学员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在中高级干部心目中，2004年，最为严重的三个问题依次是：“收入差距”(43.9%)，“社会治安”(24.3%)；“腐败”(8.4%)。结合前几年的调查，认为“收入差距”、“社会治安”是较严重问题的人所占的比例，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收入差距”和“腐败”仍然占据第一和第三的位置。

　　与此相应，对2005年的改革，领导干部中72.9%的人关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超过7成的领导干部关注的体制改革只有这一项。

　　对于近年来中国地区之间、各个社会群体之间、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贫富差距，究竟是在缩小，还是在扩大，经济学家们意见分歧。用不同的分析工具对统计数据进行仔细分析，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一些经济学家不认为中国的收入差距正在扩大，一些国际组织也提供了相当客观的数据。

　　我们的社会究竟是更平等了，还是更不平等了，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更重要的，可能是民众的感觉 普通民众不知道基尼系数究竟是怎么计算的。他们最敏感的，可能不是谁比自己更富裕，或者自己的收入跟别人的收入差距拉大了，而是那个人的钱来路正不正。

　　因此，收入差距、贫富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收入的分配是否公平、贫富差距是靠才能还是靠权势形成的问题。

　　比尔·盖茨拥有几百亿美元的财富，全世界除了几个文人之外，恐怕没有谁因此而抱怨全世界的贫富差距扩大了。但是，假如中国的县长或者交通厅长竟然能把孩子自费送到外国去读贵族学校，恐怕没有人不会表示怀疑。

　　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本身就意味着收入分配格局的大调整。比如，年过五十的人尴尬地发现，刚工作没几年的儿女们挣的钱比自己还多；各地人也都注意到，温州人是那么富裕，可以调动几十亿、上百亿元到处炒作房产、煤炭、成品油。不过，这样的收入分配格局调整，普通人能够相当平静地对待。

　　但是，现实中，有太多的官员、商人的财富积累，靠的是上不了台面的手段。一方面，官员利用转轨之机，穿梭于权力与市场之间，大规模地寻租。有两位经济学家经过计算认为，中国的“租金”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20%到40%之间。这样的计算或许有一些夸张，但在腐败案件中，官员们的财富动辄百万、千万却是事实。仅以证券市场为例，有些企业为了上市，就需要向各个环节的官员支付300万元到500万元之间的“公关费用”。

　　另一方面，则是部分商人利用权力谋取利润。处于转轨中的民营企业，为了生存和企业发展，不能不寻求权力的保护，不得不向官员支付租金。这行为可能是迫不得已，但却玷污了他们的财富，使财富的正当性不能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

　　国有企业改革更是创造了令很多官、商暴富的机会。由于缺乏必要的程序约束，在灰幕之后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不少成为内部人交易，或者政府官员与民营资本合谋瓜分国有资产。郎咸平事件期间，网络舆论的一边倒，就表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最糟糕的是，某些人的财富，是以损害另一些人为代价得到的。这一点，在土地问题上表现得最明显。农民的土地和城市居民住房用地被政府以低廉的价格征用，然后转手出让给与政府密切相关的土地商，土地商再将其出售给房产开发商。大量农民和居民失去了最主要的财产，得到的只是很低的货币补偿。

　　凡此种种事实，不可能不导致人们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正是在这种感觉支配下，收入分配差距在人们心目中被放大了。

　　因此，收入分配确实是我们需要正视的问题。组织中共中央党校调查的课题组也指出，当前必须优先解决好贫困问题，要注意防范贫富悬殊可能带来的风险。

　　政府采取种种措施帮助贫困人口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政府站在弱者一方，约束资本也是重要的；但最为重要的恐怕是，消除那些导致贫富悬殊的非市场因素：通过更严密有效地约束权力，使官员无法寻租，使商人不可能靠权力发横财。

　　人们认为，如果富人的财富是正当得来的，那么，即使是较大的贫富差距，也不会成为太严重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