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共同倡导下防治艾滋病的政策转变

　　作者：景军

　　2004年11月30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前往北京佑安医院看望艾滋病患者，主动与艾滋病患者握手，勉励他们增强信心、战胜病魔，同时希望全社会消除对艾滋病患者的各种歧视。而几天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卫生部关于艾滋病防治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坚决遏制艾滋病的流行和蔓延。

　　立于第17个“世界艾滋病日”的时间节点上，我们得以回顾我国政府对待艾滋病的一系列政策转变、作为及其深层原因——

　　2003年9月22日，卫生部高强副部长在联合国艾滋病特殊会议上向世界做出了“中国四免一关怀”的政策承诺，成为我国艾滋病药物治疗工作的转折点。

　　2003年12月1日，温家宝总理前往北京地坛医院看望艾滋病患者。

　　2004年，中共中央党校开办更为高层的艾滋病政策培训班。

　　2004年全国艾滋病工作会议要求各省负责卫生工作的副省长和卫生厅厅长必须亲自出席；“国家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级别上升，直接由卫生部管理，吴仪副总理亲自挂帅。

　　基于这样的政策环境，2004年上半年，云南省出台了《防治艾滋病政府令》，在原有的几个敏感问题，如安全套社会化市场化、美沙酮替代疗法、洁净针具交换等方面均有突破；2004年下半年，河南省对艾滋病高发村进行了拉网式检测；云南省德宏州利用基线调查方法对高危人群进行大规模检测。

　　这些变化经历了一个认知转变的过程：早先，许多人认为艾滋病是西方疾病，与中国无关；而后，艾滋病患者被认为是道德沦丧的人；今天，艾滋病被当作“我们自己的疾病”来对待。这种转变，可以说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国际形象，以及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国家级血库和地方血库存量很小，需要进口大量血浆制品；当政府发现国外血浆制品可能带有艾滋病毒之后，血浆进口被禁止。随后，医疗部门开始在农村有偿采血。由于有利可图，许多其他单位也加入了血浆采集之列，把血浆采集作为生财之道。由于缺乏艾滋病病毒检测以及违规操作，艾滋病病毒在卖血群体中间开始扩散，并渗入医院系统。由此带来这样的结果，在我国的艾滋病感染者中，至少有10%是由于供血链上出现的问题而感染的，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面对艾滋病病毒的不断扩散，高耀洁、王淑平等民间医生的呼吁和国内外媒体的一系列报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公共舆论对艾滋病的关注促使相关部门做出积极反应。

　　其次，政策转变的动力还来自充满爱心的医务人员的努力。著名的高耀洁、曹韵贞、桂希恩、王淑平、徐莲芝等大夫都去过河南艾滋病高发村，先后多次向上级反映过问题。还有，国际组织也推动了我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在政府加大防治艾滋病的投资力度以前，我国最大的艾滋病防治项目是“中英防治性病艾滋病合作项目”，投入高达6亿多元人民币。此外，还有澳大利亚红十字会在云南开展的艾滋病防治项目；福特基金会支持青岛张北川教授开展男性同性恋群体的教育项目；英国救助儿童会在安徽省致力于艾滋病孤儿救助项目。这些组织带来了国际社会在防治艾滋病领域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以及工作方法。

　　此外，中国社科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也很重要。2001年1月8日，清华大学和中英项目办在北京举办第一届“社会科学与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有一百多名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从事社会科学的学者参与。这次会议让许多人意识到，艾滋病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医学问题，如果不了解导致艾滋病的社会根源，艾滋病防治就无法深入。在相关研究中，中央民族大学孔韶教授对云南民间戒毒方法的调查、中国人民大学潘绥铭教授对“小姐群体”的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翁乃群对云南少数民族遭遇艾滋病的调查，均属于比较优秀的行动研究。

　　中国相关NGO组织的出现也是倡导政策转变的关键因素。云南省的“生殖健康研究所”，青岛张北川的“同志通讯录”，北京宋鹏飞的“笑看未来”艺术小组等在基层工作，发现许多问题并将之传达到媒体和政府。为了争取参与救助艾滋病病人并保护易受伤害人群的权利，这些NGO不断向现存误区和盲点提出挑战。

　　特别需要指出，我国政府在2003年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其内涵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协调。社会发展有许多指标，比如医疗制度的公平性。眼下，我们的医疗资源分配还存在很大问题，而医疗资源分配不合理的背后是社会发展的失衡和社会公平观念的缺位。所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对只注重经济发展不重视社会平衡发展的纠正。

　　总之，我国政府在防治艾滋病政策上的转变与许多组织和个体的共同倡导紧密相关。在过去几年中，大家的共同努力使得中国产生了一场防治艾滋病的认知革命，扭转了原来的被动局面。但这只是一个良好的开始，防治艾滋病可谓任重道远。(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艾滋病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