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人大审议了该省审计厅的2003年审计处理结果的报告，几乎所有的代表在发言中都谈到，本次处理结果，只是对一些低级别、低层次的官员、干部进行了处理，而对那些涉及金额巨大的责任人，却没有进行任何处理（11月30日《扬子晚报》）。
审计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披露问题，更在于落实和追究责任。小官违规违法，当然要查处，然而大官违规违法，同样必须查处。但现实是小官出了事查处易，大官出了事查处难，
这也不只是四川一地的情形，而是颇有普遍性。11月29日，《中国青年报》刊载了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中央财经大学“2004中国财经法律论坛”上的发言，李金华坦率地表示，他心中最大的矛盾与困惑是：面对审计出来的诸多问题，如何落实和追究审计责任？今年“审计风暴”曝光了不少大案要案，引起了很大社会反响，但是时至今日，被追究责任的又有多少？追究领导人责任的又有多少？也许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了李金华心中“最大的矛盾与困惑”。
问责受到级别限制暴露了一个体制性的弊端———责任法制化的缺失。国家治理需要明确责任法制化，而人们往往倾向于追逐权力法制化，忽略责任的法制化。这样一来，由于个人权力和行政权力的成本太低，进一步强化了政府机构各部门追求权力的冲动。而一旦权力被滥用，又没有健全的问责制，是否追究责任，追到哪一层的领导，就成了一笔糊涂账，所谓严格执法、依法行政也就无法兑现。
问责受限的危害不仅在于让当事人逃避了责任，更在于损害了党纪国法的权威和尊严，而如果这种现象成为一种“潜规则”，那么其“导向效应”就更为可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