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维：呼唤理想

　　潘维：呼唤理想

　　本报记者 李梓

　　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办的文化节闭幕式上，潘维教授发表过一篇题为《理想主义与大学》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潘维谈了三个问题：什么是理想主义；为什么大学培养理想主义；为什么有理想主义的社会是有亲和力的社会。

　　虽然这是一次小范围的交流，但演讲稿被学生整理贴到网上，随即广为传播，被《天涯》杂志转载。潘维这个名字与理想主义挂上了钩。

　　身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潘维却一直把自己定位为科学家，是“解释问题的人”。这个演讲所引起的反响他有点意外：“现在人们都不谈真善美了，所以我一讲居然传播开了。”

　　“乌托邦，多好的东西啊！”

　　“乌托邦怎么了，没有乌托邦哪有社会进步！”潘维在接受《时代人物周报》采访时说。

　　他推崇父辈那代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父亲是学地质的，参与过中国研发潜艇的工作。当时国外对中国实行技术封锁，参与研究的人就从零开始，先是计算潜艇需要承受的压力，推算出需要什么样的钢板；然后成立了一个技术学院，根据钢材的要求，满山找矿；再建一个钢铁学院，把矿石炼成合格的钢材；最后再建一个机械学院，完成潜艇的制造。研制潜艇的过程，就是把一个构想变成现实的过程。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潘维，平生最为推崇他的导师陈翰笙先生，他在那篇演讲中引用了陈翰笙1933年在《东方杂志》元旦特刊发表的文章，预测20年内中国将完全独立的。“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中国内忧外患，日本军队占据了东北三省，对中国虎视眈眈，内部军阀混战，国家的前途在哪里？但20年后的1953年元旦，中国迫使美国坐到了谈判桌前。没有理想主义，是没有这样的远见的。”

　　潘维认为，缺乏理想主义是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最大差距。“没有理想，哪有北欧今天那么好的社会？每人交60%的所得税，让所有的人都有保障。这种社会真的让人感觉很好，比美国要好多了。”为此他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带有一点理想主义色彩，“我的理想主义的演讲是有感而发，鼓励学生们多一点理想主义，关心大众，参与公共事物。”

　　他授课以滔滔雄辩而著称，常常在授课之余宣讲时事，赢得满堂彩。“他思维敏锐，涉猎宽泛，常常给人猝不及防和游刃有余的感觉。”他的学生张传文说。

　　“这个世界总得有一点精神”

　　潘维1996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系拿到博士学位，回国后主要讲授国际政治、中国政治、比较政治等课程，但十多年来他执著关注中国农村问题。

　　2003年9月，潘维出版了《农民与市场》一书，这本书通篇在论证一个问题：过去20多年里将集体主义保存得最完好的农村地区，发展是最好的。他认为，对过去一个时代理想主义创造的价值，应该从另一个方面给予肯定。“你看红旗渠，现在有些人说一年亏多少，但你看今天河南的建筑队在北京的生意有多火，只有河南的建筑队有生意，为什么？有过去修渠的锻炼，做事认真、抱团，有红旗渠的品牌在那里。”

　　他的言论往往给时下流行的各种论调泼一大勺冷水，因此有人给潘维归类，但他不吃这一套：“我今天对学生讲课时，批评了右派，但这不能说明我是左派，而是因为他们已经过了。如果30年前我能有今天这样的见解，我肯定会批判左派。左右只有一个标准，我即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

　　潘维对别人的不理解安之若素：“20世纪初的时候，陈天华说我们要建立共和国，谁也不理他，觉得他就是一疯子。但他影响了一代人。”

　　在采访中，他把一句话重复了三遍：“这个世界总得有一点精神！”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声音里充满了丰富的元素，眼睛里跳跃着各种神情：诙谐、自嘲、鼓舞，或是一种信仰。

　　“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是无敌的”

　　潘维坚信“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是无敌的”。

　　他在为农民问题的出路积极构想。今年2月，他发表了一篇题为《依靠农民高速推进城市化》的文章，这篇文章里，描绘了一副极具“乌托邦”色彩的中国未来“城市包围农村”的发展战略。

　　潘维设想，在未来30年建造100座300万人口的大城，也就是说，每个省大约每10年建设一座城市。城市建设不由国家投资，而由未来主人——农民，用他们的土地和6年的劳动建造而成。在他看来，这是中国农民最好，而且是惟一的出路。

　　为了便于阅读，他把文章从20000字砍到10000字，后来在网上流传的版本变成了几千字，枯燥的科学论述被丢掉了，论文变成了杂文。把300万人组织起来在今天看来像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00座大城的宏伟蓝图也超出了常人的想象力。潘维执着地阐释他的这个理想，在采访中，每当记者提出另外一个问题，他的回答总是在几句话之后又回到他的大城上。

　　潘维的这个构想发表后，在国内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但从国外发来的要和他讨论“农民建大城”构想的邀请却源源不断。他把这种反差看作是中国人理想主义缺失的一个佐证，“大家对宏大构想不感兴趣，今天的知识界已经不干这种事儿了。”潘维发牢骚地说，“你看美国，保守派成天研究如何让美国更强。总得有人在干这事嘛，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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