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从十个关键词看2004(3)

　　全面摊牌

　　2004是摊牌的一年。一个点球引发一场足球“革命”，一篇香港学者的论文引起一场学界混战，一个地产泡沫的预言让国务院两个部门针锋相对，一次宝马车撞人案触发了网上

的仇富浪潮。

　　中国足球闹剧在一路骂声中终于迎来了“革命”。一个点球惹翻一连串多米诺骨牌：俱乐部老板们联手摊牌，足协要革命，账目要公开，规则要改变，而球迷们干着急。有评论说本次“革命”属典型的“精英政治”。足协阎世铎们固然有一千个不是，老板寡头政治就能救中国足球吗？11月17日国足7：0大胜中国香港队后还是断送了中国人2006进军德国世界杯的门票。不去也罢，省得丢脸。

　　有人看到了中国足球不靠谱的额外价值，认为这种足球“革命”预演了中国社会未来变革的模式。清华社会学教授孙立平指出，中国社会生活正在西西里化，即一种以不信任为基础的稳定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足球决不是缺少规则这样简单。足球圈似乎是中国社会最透明的一个领域，连足球官员和企业家吃饭也会见诸报端，它又是中国最可以进行舆论监督的地方，以至于有人说足球记者是中国最称职的职业记者——一句话，中国足球改革可充当政治改革的试验场。

　　球可以不踢但房子不能不住。上海1/6、北京1/4、深圳1/3的住宅没人住，同时每座城市都有1/3以上的缺房户，以及排在后面的1亿多等待城市化的农民。买得起的永远多买，买不起的永远不买。这就是房地产市场的二元定律。

　　“目前2/3国家和地区正面临房地产泡沫危机，在所有房地产泡沫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排第一。”“中国地产泡沫即将破裂。”摩根士丹利的两位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和谢国忠发出了最刺耳的预言。早在2002年，国家发改委就发出中国房地产出现泡沫的警告，而国家建设部则保持沉默。2004，建设部不再选择沉默。建设部的报告指出：中国地产泡沫论并不成立，中国房地产金融危机在可控范围内。

　　建设部的论调是，房价不能跌，试想，我国城镇已有72%以上的居民拥有自己的住房，如果住房降价，首先是广大有房居民因“住房资产缩水”而受到伤害，按揭者形成“住房资产负债”(金融风暴后香港人管这叫“负资产”)。

　　建设部的官员显然忘了提那些无房者。事实上，建设部和发改委已经在代表两个利益群体发言。两个政府部门发出相反的声音，这种情况近二十年来并不多见。

　　最大的摊牌来自经济学界。香港学者郎咸平著文呐喊，国企产权改革应该叫停。理由是这已成为少数人掠夺国有资产的捷径。一石激起口水无数，演变为一场混战，最后争论走了题，变成“经济学家是不是富人偷取国有资产的帮凶”。

　　有个“三分法”把中国经济学家分成三群，一是被政府包养的智囊团，二是商人的高参、吹鼓手，三是自成一统的学院派。唯独缺乏公共经济学家。于是郎咸平挺身而出。此郎认为国家的最大威胁在于国有资产被大量侵吞。以北大教授张维迎为代表的反对派则认为，国家最大威胁是政府侵害私人的产权，侵吞私有财产，而不是国有资产流失。有网友质问：“张维迎不知道收了多少私企老板的钱？”

　　网民的争论似乎预示着这场争论的力量对比，“郎咸平风波”中90%网民站在郎的一边，就是说10%的“私有派”是一小撮。所以不难理解在中国为何“私营企业”改称“民营企业”了。这再一次证明社会话语场的强大压力。

　　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官员、现任霍英东基金会顾问的何铭思在一次声讨贪官时这样总结中国历史：中国人长期以来不是没有创造财富，而是有大批人胡乱挥霍财富，使原始资本长期无法完成积累，始终难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改革是为了多数人得到好处。谁得到了，怎么得到的，只有摊牌最能说清楚。摊牌并不是坏事。至于摊牌之后是不是选择“革命”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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