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民工讨薪链条上的死结

　　【周末报报道】随着桌上的日历逐渐变薄，陕西富平人孙武胜手边的电话也热闹起来。从去年起，他的电话到了这个时候就会很忙碌，电话那头的口音是多种多样的，目的却只是一个——请孙武胜帮忙讨薪。

　　“又到年关，许多长年在外打工的农民工，因为拿不到工资，不得不一次次推迟归乡的日期。而拖欠他们工资的人，却心安理得地为不付工资找寻种种借口，甚至还用暴力手段

压迫这些可怜的兄弟！”12月11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孙武胜不时地喘着粗气。

　　“自己的力量实在是太薄弱了！”

　　今年5月1日，孙武胜在西安成立了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维权工作室，希望能用法律的手段为农民工追讨被拖欠的工资。

　　现年45岁的孙武胜只有初中文化。9年前，他从富平县底店乡来到西安打工，凭着机敏能干，很快成了一名小包工头，不想在当年的一项小工程上，被人拖欠了2．7万的工程款。随后的6年里，孙武胜有家难归，手下讨不到工钱的工人们一度“扣”了他的儿子，逼他还债。

　　当时的孙武胜真觉得自己“比窦娥还冤”。但他不甘心像窦娥那样有冤无处伸，他说：“2000年底，中央电视台的一则报道，使我大为震动：四川一个年过60的老人，自学法律，历时10年状告有关部门不作为，最终打赢了官司。我心里就想，人家这么大的年纪能做到的事，我为啥做不到？”

　　随后，生性倔强的孙武胜跑到书店买来《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等法律书籍，开始通宵达旦地研读起来。孙武胜觉得自己的领悟能力很强：“我很快就弄明白了怎么写诉状、在法庭上该怎样辩论、怎样进行指证等法律程序。2001年3月，我直接把拖欠自己工程款的建筑公司告上法庭，2002年下半年，拖欠6年的工程款终于拿到了手。”那一天，孙武胜喜极而泣。

　　打赢了官司，孙武胜在民工中开始有了小名气，找他帮忙讨要工钱的人也多了起来。孙武胜对自己的成绩有点得意，他告诉记者说：“2003年，我打了40多场官司，只输掉了一场。”

　　这下子，孙武胜更来劲了，于是成立了自己的维权工作室。当然，为了更具有说服力，他还聘请了6名来自西北政法学院的教师和应届毕业生来帮忙。

　　至于工作室运行的情况，孙武胜向记者做了介绍：“今年找我的农民工就多得不行，最多的一天来了30多人。有的是要帮忙打官司，有的是来做法律咨询的，把我忙得不行了。和去年相比，人更多了，追讨的数额更大了，情况也更复杂了。到现在为止，光是判决书我已经拿到140多份了，里面有调解书，也有裁决书。这还不包括10多起开过庭的、10多起还没有开庭的。算下来今年接的案子真不少。”

　　孙武胜接到的最大金额的案子，当事人也和他当年的遭遇差不多。告状的是个58岁的老汉，甘肃省甘谷县人，叫巩红娃，是个包工程的。甘肃省几家国有企业欠了他300多万元的工程款，民工的工资他给不上，被人告了，2003年甘谷县的法院就把他所有财产都给查封了，还被抓去关了15天。一家人没处安身，跑到兰州找了个地方住下来。几个孩子也背井离乡，到新疆、东北去打工，他就在兰州成年累月地讨欠款。2004年4月，巩红娃过去手下的农民工从电视里看到孙武胜的事情，就鼓动他到西安找孙武胜帮着打官司。

　　孙武胜说：“这人能从甘肃那么远的地方来寻我，必定是信任我。我也有信心打赢这个官司。”

　　虽然孙武胜有一腔热情，但目前的经济状况却让他乐观不起来。“说实话，我已经欠了两个月的房租，还有给上级的管理费、内部六七个人的工资都有一个月没有给了。我也在欠人家薪水。”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随后，他告诉记者，自己陷入经济困境的原因是，官司判决后执行的不多。“我打了这么些年的官司，有的是免费的，即使付钱的，很多也是暂时没钱，一场下来给几百。只要他打胜了，把钱执行回来，多少他都会给我点。打赢的近150个官司，得到执行的不到三分之一。”说到这里，孙武胜觉得自己很愧疚，但也很有信心，“我只是个初中生，所里还有一些学生。他们几个都不抽烟，维持基本生活，700块钱就差不多够了。但维权工作室刚成立的时候每个月一人只能领到400块钱左右，维持生活都不够。现在强了一些，是600块左右。等事业发展大，经济上的困难就会小了。”

　　说到心愿，孙武胜有一个：“我们希望得到政府的支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实在是太薄弱了！”

　　总理发话，讨薪才容易？

　　孙武胜渴望能得到政府的支持。既然有那么多法律条文为被欠薪者说话，自己还是觉得力不从心，他把这归结为得不到相关部门的支持。

　　曾得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帮助的重庆农民熊德明尽管有了两次讨薪的经验，但仍然不能理解个中缘由。2003年，在温总理的帮助下，熊德明为丈夫讨到了被拖欠的2240元工钱，从而在全国范围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讨薪风暴”。

　　今年12月，熊德明在赴温州为民工讨薪的过程中，却发现事情并不像一年前温总理帮她丈夫讨薪那么简单，尽管她一再表示要将讨薪的结果报告给温总理。

　　熊德明告诉记者：“我有一个在温州陶瓷厂打工的表弟张仁和，已经在那边打工好多年了。今年上半年他就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在那边得了一种矽肺病，厂里始终不给他们治疗，马上又要过年了，他要我过去给他帮帮忙。大家都是亲戚，我就答应了。”

　　维权过程并不顺利，说到这里，她有些哽咽：“飞机票的钱是我向别人借的。当我到达温州机场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在那里了。我一看就想到他们的处境和我的处境都是一样，我也是一个农民，他们也是农民，所以我看到那些农民工，我就想起我的事。我觉得他们看到我，就好比我看到总理时一样，我看到他们就想到他们家里说的话，打电话讲的家里的那些困难，所以我当时就哭了。”

　　其实，在最近这次轰轰烈烈的讨薪风波中，熊德明是有备而去的，并且她相信自己有五成胜算。“在去之前，我曾经给温州市市委书记写了一封信。里面我是这样写的：因我远隔千里来到贵市，希望您们对我代为举报的单位进行查处，及时支付被拖欠的工资、医药费、一次性应享受的工伤保险长期待遇。本人代表重庆农民工表示衷心感谢，并继续宣传鼓励重庆农民工在浙江和温州经济建设中作出贡献。大家也知道温州市政府也对我去维权这件事情很重视。”

　　对于5天维权的结果，熊德明不得不承认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我只帮助两个兄弟讨了薪，而且钱还没有拿到手。别的兄弟我都还没有帮上。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文化水平比较低，法律知识也不怎么懂，社会经验也不丰富。想问题就比较简单，可能会犯一些错误。”说完，她长时间沉默，然后问记者，“你说，总理帮我家讨薪怎么就那么容易？”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很多民工心目中，孙武胜和熊德明是幸运儿，一个能充分利用法律，一个能得到国家领导人的支持，至少他们已经讨回了属于自己的那笔钱。更多的人处在投诉无门的境地。

　　欠薪手段：推诿、欺诈、暴力胁迫

　　10月11日的一则新闻让很多人心灵悸动：山东荷泽巨野县的36名民工因为讨不到欠薪的现金，被迫含泪吃了他们平生第一顿“豪华”午餐。一次西式自助餐花去了民工们应得薪金中的2500元，每个民工被迫消费约70元人民币。原因是拖欠着十几万元民工薪酬的欠债人，在躲无可躲之下，只支付了其所属酒店一张价值5000元但不能兑换成现金的消费卡。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谭深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的改革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的生产能力，加速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但同时农村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最初是由在本地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吸纳，1984年，国家为了加强城市的副食品供给，放宽了对农民进城的限制，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城市落户，从此拉开了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经商的序幕。

　　资本自由流动的一个趋势，是寻求生产能力高、价格便宜的劳动力。

　　作为个人的外来工与厂方的直接较量中，外来工是没有任何优势可言的，吃亏的总是外来工。因为打工者从遥远的家乡来到异地他乡，他们唯一的资本就是可以出卖的自由劳动力，除了流动的权利，他们一无所有。

　　很多企业主不光在劳动力价格上对他们进行盘剥，计算运营成本的时候，工人工资都被放在了最末的一端，有的甚至根本不打算给钱。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被欠薪的农民工中，有相当一部分的人是因为事前没有与资本方签订好用工合同，最后有理变成了没理。

　　在北京打工的安徽人丁彪告诉记者：“当时去北京的时候才6月份，说好两个月的工期，由于很多事情的影响拖延至四五个月，我们9月份完工了，11月份老板打了一个欠条，说12月中旬给钱，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拿到。现在我们在外面租房，房租钱都没给，吃饭钱都没有，每天到中午吃一点面条，晚上6点多买一个烧饼来充饥。”

　　在那个工地上，一共有60多个像丁彪那样从外地农村到北京的打工者。按照当初来的时候的说法，现在资本方还要给他们每人3000—4000块钱，为了这个钱，丁彪他们已经争取了3个多月。

　　丁彪告诉记者，当时老板和他们说四层楼的工地，一层好了付30％，二层50％，按照工程量的大小，完了就结算。因为对方是大公司，所以没有签劳动合同。他懊悔地说：“作为一个打工者，我们忽视了这个，不懂得有这样一个程序。”

　　丁彪说，其实这也是因为在去那个工地打工前吸取的“教训”。“之前呆过几个工地，只要谁跟老板提到签订合同，老板就让谁走人，这叫我怎么办？到追讨工资时，老板身边那些挥舞着拳头和棍棒的打手更让我害怕。”

　　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地方官员告诉记者，出现这样的情况，会让当地主管部门的工作变得被动，碰到情节恶劣，可能会造成群体性对抗的事件时，政府部门也只能依靠媒体的力量。一般由工会以及劳动部门牵头，带着该行业的主管领导，让电视台和报纸的记者陪同，直接找上门，如果资本方想抵赖，那就等着第二天上媒体曝光，让多方力量配合着解决。

　　除了不签合同，打工者劳动关系被层层转包的情况也让主管部门头疼。孙武胜当年的遭遇恰恰就是因为这样的用工不规范造成的。

　　一个地方官员告诉记者，对于这种情况，某些地区已经实施了建筑施工工程或者工厂在开工之前实行工资备份。企业承包商在工程开工之前，向政府有关部门预付一部分的资金，由政府相应的部门来监管，如果发现了拖欠工资的行为，及时用这个钱来补上。建筑企业不能说既然在这里备份了，我就不给了。这个要全面尝试的话，还要有一些规定，比如竞标时把能预先支付工人工资的能力也算在里面。如果工程完工了，经过结算全都结算清楚了，这个可以发还给企业。

　　欠薪企业是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制造者

　　12月6日上午，杭州一位民工爬上近50米高的吊车架顶端准备往下跳。据了解，这位四川籍的民工周成余，是为了讨7万元的债而想到轻生的，警察在经过1个多小时的耐心劝说后，终于把他救了下来。

　　这种为了讨要被拖欠的薪水而采取跳楼来要挟老板的方式已经在媒体上出现过多次。2002年年底，深圳市深圳大学城清华工地就连续发生两起。2003年10月16日，一名男子因为手受伤向雇主索赔不成，遂在广州中山大学西门的一个工地的塔吊上呆了20多小时，其间还拿着菜刀在上面敲敲打打制造“气氛”。据报道，该男子一个月过后又故伎重演。有关人士称，打工者追讨欠薪或工伤索赔未果，上演“跳楼”、“跳天桥”、“跳工棚”屡屡见于报端。

　　在接纳外来务工者人数居全国前列的广东省，据2003年底不完全统计，1997至2003年上半年广东法律援助机构共组织办理了法律援助案件58683件，受援人总数达77656人。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外来工的法律援助案件几乎占了法律援助案件的95％。而不恰当地采取法律途径以外方式为自己讨工资的农民也不在少数。

　　谭深指出，打工者寻找工作的途径之一就是最大化地利用亲戚、老乡、朋友等“人际网络”去发现劳动市场的信息，而这条途径在所有的调查中都占很大的比例。

　　经济学家赵晓告诉记者，表面上看起来，老实巴交的农民工似乎都是风险厌恶者，但这与其个人风险偏好可能是无关的，也就是其“保守”的行为未必是因为“保守”的天性，而更多与其人力资本价值偏低因而承受风险能力相对更差有关。虽然，农民工很少随便跑到一个地方去打工，近乎是“保守”，但农民工非常善于利用其有限的“人际网络”去捕捉工作机会。一般情况下，农民工出外，通常都是因为有亲戚、熟人在外地打工，已经安稳了，并且发现了新的工作机会，他们才成群结队跑过去的，称得上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一种找工办法。所以，农民工的理性和其他经济人的理性同样出色，而他们在构架并利用信息渠道方面甚至可能做得更好。但相当一部分欠薪事件中的反面角色恰恰是由那些农民本来很信任的熟人扮演。于是这样的打击不仅仅是一个老板对员工的欺骗，很多农民工会觉得受到亲情和友情层面上的背叛，这种情绪一旦爆发出来，后果不堪设想。

　　一个官员在处理自己所接受的讨薪事件时也发现，从国家部委到地方政府，关于解决劳资纠纷的会议不断在开，保护劳动者权益的红头文件一直在发，相关法律也不断在完善，比如不准层层转包，不准由包工头代领工资等。可事实上，包工头席卷工人工资逃跑的事情还是层出不穷，包工头和投资方互相抵赖不给工人工资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他认为，由于处理民工欠薪的问题涉及到很多部门，在责任得不到明确的情况下，权力分散的同时也消耗了效力，很多欠薪事件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民众对政府执政能力的信心，很多民工在感觉讨薪无望的情况下宁愿选择极端的方式。

　　解决讨薪难，先树政府威

　　赵晓分析认为，农民工对工资是相当敏感的。对于恩格尔系数相当高的民工来说，其实际工资不仅与消费物价指数有关，还与粮食价格直接相关。因此近年来，当消费物价指数从负的2％上升至6％，便相当于农民工的实际工资下降了8％。而粮食价格从负增长转为正增长的影响也是致命的。中国的粮食价格在2003年大幅上涨的基础上，2004年又持续上涨，其中上半年同比上涨了26．7％，粮价的高速增长对其他居民的影响也许并不大，但显然会使得农民工的实际工资雪上加霜，以致在城市打工所拿的名义上与过去相等的工资甚至无法维持和过去相当的生活水平，加上让农民工防不胜防的资本方欠薪行为，这样一来，农民工还有什么好选择的呢？在工的可能回家，在家的可能不出来了。短期内导致一些工资偏低甚至欠薪事件时常发生的地区出现劳工短缺，从一定程度上必然带动劳工工资的增长，企业运营成本增加，甚至一些以前依靠低报酬劳动力赚钱的企业倒闭都不是没有可能。事实上，国内已经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劳工短缺现象。

　　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经济学家认为，企业主在为拖欠工人工资沾沾自喜的同时，也为自己订好了踏入“坟墓”的日程表。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青年学者聂翔就孙武胜事件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解决民工讨薪难的问题，首要就必须提高政府的信用。

　　他告诉记者，2004年的春节，对于在陕西省府谷县野大公路的建设工地上打工的1000多位农民工来说，又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年关。5年前，他们在政府投资的公司干活时，没想到政府也会成为大额欠债户，会将他们的血汗钱一拖4年。1999年，府谷县政府在财力根本不允许的情况下，为了“政绩”匆忙上马野大公路项目，2001年工程完工后，却无力支付工程款。如今，加上其他一些项目，全县仅工程款就拖欠了1．5亿元。

　　像府谷县政府一样，在很多拖欠工钱的事件中，政府自身就是欠薪链条上的一环。西安市临潼区的近700名民工，在给原代王镇镇政府进行道路施工后，因镇政府不支付工程款，工钱被拖欠7年。据统计，北京等地70％以上的欠薪发生在建筑工地，而建筑行业欠薪链往往这样构成：民工—包工头—项目经理—建筑企业。那么谁又欠着建筑企业的钱呢？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些政府项目往往充当着这“源头”角色。项目可行性、资金来源等缺乏科学论证，决策程序先天不足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半拉子”工程、“豆腐渣”工程等往往也是欠薪事件频发工程。政府项目往往由建筑企业垫资施工的普遍做法，则间接为“欠薪”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聂翔认为，政府自身就是拖欠者，然后又来处理欠薪的投诉。这对政府来说可能只意味着尴尬，对被拖欠者就可能意味着生活无着，意味着血汗钱的丧失，也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形象。要解决这一类的欠薪问题，政府必须从自身做起，而且必须反思政府信用缺失的原因。

　　当政府信用被树立后，政府如何与农民工沟通，利用政府部门的相关职能为他们服务也是非常重要的。调查发现，迄今为止，从政府的机构设置上看，还没有一个把有关“农民工”的问题作为主要职能之一的部门。农民工有什么困难和问题没有正规的解决渠道，政府也没有全面了解状况的机制。换句话说，农民工和政府之间没有沟通的渠道。如今，国家有关部门已经要求对外来务工者要从“平等对待”转化为“搞好服务”，但目前在相当多的地方，“平等对待”尚没有完全做到，“搞好服务”更离得太远。

　　目前，除了劳动部门以外，各地的工会组织也被寄予厚望。

　　2003年9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宣布将尽可能多地组织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并将打工的农民工定义为“职工队伍成员”。据报道，随后一个多月内就有3400万农民工加入了当地的工会组织。聂翔及其同事都认为，建立“农民工协会”的社会团体组织、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是十分必要的，也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因为它可以专一地代表农民工的利益，同时，一些地方正在往这个方向努力。

　　一些经常帮助农民工讨要工钱的记者发现，很多农民工其实已经接受过初等教育，学历达到中学的已占农民工总数中的相当一部分，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利益被侵犯时再去研读法律的时候却为时已晚，都对自己当时没有好好学习法律而懊悔不已。所以有法律专家认为，提高外出打工者的法律意识也是当务之急。

　　地方保护，要保护长远利益

　　赵晓认为，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保证外来劳工的数量，刻意隐瞒当地企业与劳工的纠纷，这是饮鸩止渴的办法，信息不畅通必然带来谣言四起，这从长远来说对地方经济的发展是相当有害的。要建立良好的用工信息渠道，良好的信息沟通增强市场的润滑、有利于市场运行的流畅。这种渠道的建设，一方面是劳工输出省和劳工输入省之间的信息沟通，另一方面建设好企业的信用制度，让打工者也有选择的余地，比如将企业克扣、拖欠民工工资的情况都记入信用档案，将那些不良企业的负责人列入黑名单等。

　　赵晓还呼吁，地方政府为赢得发展，要把相当精力放在解决农民工的安置这一“软环境”问题上。如今，收容制度虽已废止，但造成城乡根本差异的二元户籍制度带来的不平等依然在继续。只有打消这种差别与歧视，清理和废止一些不合理的政策和做法，给予平等的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机会，公正才能实现。否则农民工不来，区内的企业只能大举外迁。现在所谓的地方保护，实际上保的只是眼前利益。

　　本报记者　周益　陈璐

　　(编辑　思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