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关键词中航油事件

　　作者： 来源：背 景 违规炒作责任人将被追究责任

　　据本报报道，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控股的中国航油新加坡有限公司炒作石油指数期货，造成巨额亏损。国资委10日对此正式表态：该事件属违规越权炒作行为。国资委将待事件妥善解决后依法追究责任人的责任。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新闻发言人杜渊泉10日表示，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石油指数期货业务发生的经营亏损，应当按照新加坡上市公司处理损失的商业化规则运作。目前，新加坡公司正在寻求战略投资者，拟进行债务重组。这是尽量减少各方损失、解决问题的较为有效的方案。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融13日则告诫所有中央企业负责人：从事经营活动特别是境外投资难免会有风险，既要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也要充分进行安全评估；既要追求企业经济效益，也要充分考虑安全因素，打足安全成本。直评陈久霖“赌”了什么

　　当我们为越来越多的企业雄心勃勃的海外扩张而击节欢呼时，“中航油事件”不啻是一剂清醒剂，让我们重新思考如何“走出去”。

　　媒体探求“中航油事件”根由时，除了“监督机制缺失”，公认的因素是，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掌门人陈久霖的“豪赌”性格。在众多资本拥挤着寻求出路的时代，陈久霖的机会主义颇为流行———重视当前的投机，而非长远的投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是相当多投资者或经营管理者热衷的事。我们看到不少机会主义者成功的故事，“炒房团”让许多人数月之间晋升千万富翁排行榜，“炒煤团”投资一亿，一两年内就收回投资，有人说，采的简直就是“黑金”。

　　一个市场，有大量投机者获得成功，恐怕不是投机者的问题，而是市场的问题。“炒煤团”的背后，有煤炭产业链不合理、市场价格与价值背离、煤炭企业管理混乱等等诸多问题堆积，一个问题就可能是一个制度漏洞，也就可能成就一个投机机会。大量“炒煤团”或能令市场活跃一时，但带来的伤痛却会留存久远。投机者不会考虑“可持续发展”的宏观命题，这就是为什么我国小煤矿屡禁不止，资源浪费严重。更严重的是，为获得利润最大化，它们投入成本低，管理混乱，导致恶性安全事故层出不穷。

　　如果到海外去玩投机游戏怎样？投机者恐怕就没有国内“炒房团”、“炒煤团”那样幸运。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成熟的市场和一群精明的对手，“中航油事件”就是一面镜子。

　　在企业“走出去”战略上反对机会主义，并不是出于投机成功率低的考虑。在越来越紧迫的全球化压力之下，我们需要寻求越来越大的市场生存空间，而非资本在短期内的非理性暴涨。否则，我们非但不能在海外市场站住脚，反而会引火烧身。

　　在笔者看来，首先要解决的是：为什么要走出去？只有把这个问题想通了，我们才可能避免在“走出去”过程中陷入机会主义泥淖。摘编自《人民日报·华东新闻》12月14日文/郝洪求是 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将何去何从

　　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申请破产保护之后，市场上一直在分析公司重组将如何进行。

　　我们认为，此次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石油期权市场狂赌失败，公司严重资不抵偿，重组谈判必然非常艰难。中国国有大股东应当避免仓促上阵，强行推出带有浓厚行政性色彩的重组方案，更应在重组和破产两种选择中保持灵活性。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巨亏毕竟已成定局，倘重组的市场机会过小、所需成本过高，以长期而论纯属得不偿失，则破产可能是更理性的选择。

　　必须指出，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此次失陷石油衍生品市场，损失惨重令人痛心。但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毕竟是独立公司，片面夸大单个公司失败之“国际影响”并不可取；为“挽回面子”无原则注资，更难以容忍。中国的国有企业既然在海外上市，即应按国际惯例和市场法则办事，其种种违法违规行为应受到谴责和处罚，债权人也只能按既有游戏规则承受损失。

　　巨大损失已经铸成。当前，中国航油集团正全力对中航油新加坡公司进行重组。我们认为，此次重组应有更高层次的国有资产管理者代表参加，由国资委在重大问题上严格把关。此外，纵使此事最终能够按市场原则削债重组或平稳破产，仍不能减轻中国航油集团管理层此前渎职重责于万一。仅将集团副总经理兼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总裁陈久霖解职乃至处以刑责，是远远不够的。身为国有资产的授权管理人，中国航油集团管理层其他责任者亦应受到解职处罚；此一事件之原委，应由国家权威机构全面调查并将结果公之于众，这才是对市场、对公众、对国家的最起码的交代。摘编自《财经》杂志12月13日文/胡舒立辨析 “打工皇帝”的薪酬应由谁定

　　早就听说一些垄断性国字号大企业的薪酬水平高，但高到什么程度，毕竟多是传闻。这回陈久霖“玩火”，总算顺带让我们明明白白看了一回谜底：据报道，被称为“打工皇帝”的陈久霖，年薪大约合人民币2350万元。

　　2350万元！在中国，为一个月以百元或千元计的薪水锱铢必较的工薪族不在少数，为免了点农业税和多了点种粮补贴而露出笑脸的农民兄弟更不在少数。所有这些人，想必都会为这位“打工皇帝”的天价年薪而咋舌惊叹。

　　作如此对比，绝非“妒富”更不是“仇富”。改革开放20多年了，相信大多数中国人已接受了“平均主义大锅饭吃不得”的道理，也赞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收入拉开差距、档次，总得合情合理，总得有个规矩。如果中航油是陈久霖私人的企业，个人即便一年赚个几百几千亿，人们也无话可说；然而中航油却分明是个国字号企业，既然是国企，高管到底该拿多少薪酬，国人就有权“说三道四”。

　　国企当然应该有合理的激励机制，近年来的改革也出台了不少必要的新政策。但是，这种激励机制，必须考虑几个因素：

　　第一，国企高管薪酬，究竟由谁说了算？由于出资人缺位，导致某些上市公司资产处于管理职责不清的状态，这就形成某些身为内部人的“打工者”为自己制定高薪酬并在公司内部获高票通过的怪现象。要合理确定垄断行业高管人员薪酬，关键是让出资人职责到位，加快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使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在业绩考核评价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并对垄断性国字号企业的薪酬水平定一个合理的标准。

　　第二，企业高管人员的薪酬，必须与真正的业绩优劣挂钩。如果企业的经营质量没有“与国际接轨”，高管人员的薪酬就不能先“与国际接轨”。中航油长期靠垄断价格向国内航空公司供油，赚取暴利，这能算是真正的经营质量吗？依据行业垄断赚取的暴利作为薪酬标准，实质是国家和公众利益单位化、个人化。这实际上是一种恶意圈酬行为，其危害是掏空公司净利润，最终严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众股东的利益。

　　第三，对国企高管的薪酬激励，应根据竞争性还是垄断性而区别制定。像家电等竞争较充分的行业，激励的标准可以高些；而石油、电信、电力、金融等行业的国字号大企业，就不能乱激励。比如石油行业，国际油价涨了，只知道让消费者去消化，这不是经营本事；一些公用事业想涨价，就来“听证”成本如何如何高，为什么不敢公开薪酬成本有多大？因此，凡是由于垄断形成的高利润，都不应作为薪酬激励的依据。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垄断性国字号企业高层的薪酬水平，与建立和谐社会大有关系。大量发展中国家的教训表明，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不仅严重影响经济效率，也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垄断性国字号企业关乎公众利益，决不能允许少数人将国家和公众利益单位化、个人化。摘编自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文/方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