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赛克
“见死不救”现象愈来愈突出，关于治理“见死不救”行为的呼声也愈来愈强烈。深圳市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急救医疗条例》；还有全国人大代表联名建议把“见死不救”从道德层面提升到法律层面，呼吁增设“见危不救和见死不救罪”。（见12月15日《人民日报》）
的确，“见危不救”和“见死不救”这种现象，已使许多无助而饱含期待救援的生命在绝望中消逝。社会不断强调这个古老而新鲜的话题，便是希望人们在他人处于危难之际及时地施以援手。但是，如果专门为医疗机构等具有救助责任的行业部门增设“见危不救和见死不救罪”，情节认定较为容易，操作性也比较强，但从法律的“普适性”而言，就存在诸多难以化解的问题。
“见危而救”和“见死而救”对普通群众来说，只能属于道德义务，而非法定责任。那么，倘若设立“见死不救罪”，并无法定责任的群众如有“见死不救”情节，就应受到法律的惩处。这显然有悖于法制精神。
因而笔者以为，杜绝“见死不救”现象，不宜专门立法。对于本身就担负着救助责任的医疗机构及其人员、公安部门及其人员、消防抢险部门及其人员、车辆驾驶人员、以至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如果出现“见危不救”或“见死不救”行为，就应加大处罚力度，可在其部门行业现有的管理处罚条款中，增设“见危不救”和“见死不救”的罚则。
对于并不具备法定救助责任的普通群众，就应采取与处罚相反的方式——激励其“见危而救”和“见死而救”。关于“见义勇为”，各地已陆续出台了奖励办法，但至今“英雄流血又流泪”的现象仍然存在，可以说，民间的“见死不救”和“见危不救”现象突出，跟政府激励机制的欠缺有关。因此，要说立法，我以为首先还得对“见义勇为”奖励问题立法，用法律来保障公民的“见危而救”和“见死而救”义举。
总之，只有充分保障了普通群众“见义勇为”后所应享的优厚待遇，只有“见义勇为”形成了气候，“见危不救”和“见死不救”的反常现象才能得到有效杜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