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杂志：陈祖涛见证中国汽车工业五十年(2)

　　我与一汽

　　1951年9月我再次来到莫斯科，驻苏大使张闻天见到我后高兴地说：“好，你就到商务代表处去报到吧。”

　　我在那里具有几重身份，一是第一汽车制造厂的代表，当时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每个项目都有人长驻商务处随时处理各种事务；二是使馆的翻译，我的俄文好，经常参加使馆的一些外交活动；三是为国内临时来苏联的各个代表团充当中苏双方的联系人，帮助他们开展工作。我年轻，对莫斯科的人文地理都很熟，所以大家都很喜欢我。当然，我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一汽的建厂设计上。

　　一汽的建厂设计由苏联汽车工业部委托汽车工业设计院进行，总设计师叫瓦拉列夫斯基。汽车厂的设计分初步设计、技术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三个阶段。1951年12月份，初步设计做完了。设计院通知我去，把厚厚的几十本设计图交给我，因为按规定，设计图要交中方审查。当时中苏双方关系很好，这么多的设计图交给我，既无什么仪式，也没有繁杂的交接手续，连个收条都没有。我用外交邮袋装上设计图，一个人直飞北京。下了飞机后，专车接我直奔汽车工业总局筹备处，就是今天北京鼓楼扁担厂的一个小四合院。筹备组的负责人是郭力和江泽民(与江泽民主席同名)，我把图纸交给他们，他们立刻组织以江泽民为首的翻译组开始进行翻译审核工作。花了两个半月的时间，到1952年2月下旬，翻译完成。3月底，当时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陈云同志召集中央各相关部委的领导开会，对苏方的设计进行审核。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苏联对我国的援助确实是大公无私，没有任何附带条件，完全是无偿帮助，我方对苏联也是完全信任，所以大家基本上没有什么争论就完全通过了。审查完后，汽车筹备组代表中国政府出了一个文件，大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苏联政府对汽车厂的初步设计。然后，盖上鲜红的大印，全部手续就算完成了。

　　4月初，我带着中国政府的回复文件回到莫斯科，来到苏联汽车工业部，交给项目负责人古雪夫，并由苏联方面在此基础上进行施工图设计。不久，孟少农和李钢也作为一汽的代表来到莫斯科，一汽筹备建设的步伐加快了。施工图设计要按照技术设计的要求，把每一个车间、每一台设备的摆放都精确地定位，所有的工模夹具，包括厂房结构、供电、供水等都要定下来。由于设计的工作量太大，苏联政府决定由斯大林汽车厂负责施工图的设计工作，其总工艺师兼工艺处处长担任设计组组长，每个车间的技术科长都作为技术设计组的成员参加了进来，而我作为一汽的代表和助理也参加了施工图设计的全过程。我充分利用这个宝贵的机会，在26个车间里跑了个遍，从前方的机床、人员定位到后方的供电、供水、压缩空气、燃油，甚至办公楼、工人宿舍、厂区环境等都参与进去，虽然跑得很累，但却积累了大型汽车厂设计的全面经验。

　　苏联对一汽建设抓得很紧，在进行技术设计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考虑培训中方的专业技术人员。斯大林汽车厂援建一汽负责人、厂长弗拉索夫及具体负责的副总工程师博依科都向我提出：你们建设这么大的厂，一定要考虑派实习生来我们厂跟班实习，否则掌握不了生产设备和工艺，他们给出了一个从生产到管理的各个部门、各道生产程序所需的人员名单，后来又加上了厂长、职能处(科室)和关键岗位的调整工。从实习人员名单可以看出，他们对我们是相当认真负责的，把我们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仔细考虑，认真落实。经过和国内协商，共落实了从厂长郭力到普通的调整工共500多人的一支庞大的实习生队伍。大使馆的高竞生参赞让我负责与苏方联系为实习人员办理手续。

　　1952年下半年，第一批20多人来到了苏联，其中有叶选平、马宾和鞍钢的副总经理黄一然等。1953年底李子政带领39人到来，1954年初，郭力又带了十几个人来。在一汽全面投产之前，名单中的500多人陆续来过苏联。最后一批由李岚清带队，后来成为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也参加到了实习的队伍中。当时他是动力处处长，带他实习的是副总工程师克列夫，他对江泽民既和蔼又认真，手把手地教。90年代，江总书记交代我请克列夫来中国参观，并让我陪他走了一大圈。克列夫要回国的时候，江总书记以个人的名义送给他一套高级音响，老人执意不要，并表示难以带出海关。为此，我们又专门到俄罗斯驻华使馆给他写了一个证明，说这套音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送给他的，请给予免检。办好一切手续之后，他才收下。后来我去俄罗斯访问，专程去拜访他，才知道他把这套音响转送给幼儿园了。

　　1953年底，苏联方面在技术设计基础上的各项细化设计全部完成，再次通知中方审查。为了节省时间，国内通知由沈鸿同志带领郭力和我等几个人在莫斯科就地审核。这些做法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却是正常的，因为双方互相信任。我记得当时沈鸿带领我们到苏联汽车工业总局办公室对他们说：审核完了，没意见。1954年，大批苏联专家奔赴中国长春，一汽开始正式动工建设了。郭力和李钢、孟少农等人也赶回长春。而我作为一汽的第一名职工，却被留在了莫斯科。

　　我在苏联生活了十几年，俄语底子比较扎实，在苏联期间，我除了汽车厂的工作外，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给我国的驻苏大使张闻天当翻译。张闻天本人的俄语水平很高，但他是大使，在正规场合只能讲中文。他也有俄语翻译，但他们没有我的在苏联生活和工作的经验，而且由于“国际儿童院”的生活和“留苏同学会”负责人的身份，又使我结识了很多苏联社会各阶层人士以及中共党内的很多高级领导人，所以张闻天把我留住，兼任他的翻译。

　　1954年，一汽领导班子调整，根据原厂长郭力的极力推荐，饶斌任厂长，郭力任总工程师，孟少农任副总工程师。不久，饶斌也来到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我陪他在苏联各地参观访问，我趁此机会向他表示，我想回一汽，请他给张闻天做工作。回到莫斯科后，他向张闻天要人，理由不外是国内建设，专业技术人才奇缺，一汽需要我等等。张闻天同意了。就这样，我又重新回到了我所热爱的汽车工业。

　　1955年2月，我随饶斌回到了长春。当时一汽的建设已经是热火朝天，厂房都已建好，正在运进各种设备。在工地看到隆隆的机器和欢快的人流，令人热血沸腾。饶斌问我：你想到哪里工作？我立刻回答：我想到基层去。我大学毕业后这些年，都是浮在上层，缺乏在基层做实际工作的经历，我很想到基层去充实自己。饶斌考虑了一下对我说：现在厂里最紧张的工作是开工前的生产准备，生产准备牵涉到全厂的各个部门，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方。你在苏联学习，在苏联的汽车厂实习，还在苏联参加了一汽的全部设计，对全局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厂里的全部设备都是从苏联来的，你对苏联情况熟，便于对口协调，你就来抓生产准备这一块吧。在大局面前，我没有挑选的余地，于是，我担任了全厂生产准备的负责人。当时，厂房建好了，但从苏联运来的设备80%却在库房里，这些设备集中堆放在一起，现在要赶快把它们找出来，准确地安装到车间去。每一台设备又有相关的工、卡、模具，还要把这些工、卡、模具准确地定位到每一台设备上去。生产所需的水、电、气、油、路都要配套，要到每一个工位。但我们是第一次自己建汽车厂，没有经验，面对成千上万的设备，要准确无误地到位可不是件容易事。我和我的一帮同事冥思苦想，在模型上反复摆放，最后创造性地发明了“一号表”、“二号表”(一号表即主体设备分布安装清单，二号表即辅助设备零件分布安装清单)制度，各个车间根据“一号表”、“二号表”的内容到仓库领出自己的设备及相关的工、卡、模具，然后进行安装调试，整个生产准备的工作做到了忙而不乱，有条不紊。整个生产准备工作下来后，我们熟悉了业务，锻炼了队伍，生产准备处的干部们都成了专家，后来出了很多全国各个汽车厂乃至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的负责人。

　　1956年初，我找到饶斌，再次提出要到基层去。这一次，饶斌让我到发动机车间任技术副主任。当时的主任叫苏天，是一个老干部，另外还有三个苏联专家。去了没有几个月，饶斌找到我说:一汽还有很多设备、材料，尤其是做驾驶室的薄板还没有到位。你对苏联熟，和我一起到苏联去催催吧。就这样我再一次来到苏联。

　　苏联汽车厂当时的很多设备都是从美国买来的，现在支援中国的建设，不能再从美国买，所以，他们供应给我们的设备都是自己设计制造的，其中有很多设备都是第一次制造，难度很大。比如为了制造一个3000吨的大冲床，苏联专门盖了一个36米跨度的大车间，特制了一架起重200吨的大吊车，在运往中国的时候，所有的火车、汽车都为它让路。我们来到苏联后，在各个厂家跑了一圈，大多数设备问题都解决了，但少量的特种材料如特种刀具、异型砂轮实在是没有办法解决，尤其是车身生产急需的薄板，苏联自己也生产不了。于是，苏联外贸部的一位副部长对我们说：这种薄板我们也靠进口，现在确实供应不上，你们到东欧去找一找吧。此时，刚好李富春副总理在苏联，他知道情况后说：既然如此，那你们就到东欧去跑一趟吧。他当场就给我们写了介绍信。凭着他的信，我们到了捷克、波兰、东德，采购了一批一汽建设急需的特种刀具、异型砂轮等，但薄板仍旧没有着落。后来我们了解到，当时西德有这种薄板，但西德却和我们没有外交关系。此时国内召开“八大”，饶斌是“八大”代表，必须立刻赶回去，就剩我一个人在东柏林。他一走，薄板的事就全落在我身上了。我当时惟一的依靠就是我国大使馆。我国当时驻东德大使是曾涌泉，他对我的工作给了很多支持和帮助。

　　就在我为薄板的事在东德发愁的时候，国内传来了一个好消息。由于国内召开“八大”，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首脑人物都要来，为了做好接待工作，需要60辆高档的奔驰300轿车。当时外贸部驻苏联的代表林海云找到我，对我说：祖涛，你是汽车厂的，你懂车，这件事情就由你来负责吧。于是，我委托东德方面和西德奔驰公司联系。接到电传后，奔驰公司立刻就派人到东柏林来了。见了面，我告诉他们，我们要买60辆奔驰车。奔驰公司的代表吃了一惊，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大买卖。他们立刻和总部联系，但是当时奔驰公司库存没有这么多，要求我们给他们几天时间把世界各地的展览样车调回来，满足我们的需求。这是我们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和他们做生意，他们要讲信用，也希望今后和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建立长期的商贸往来。奔驰公司的代表郑重地提出：陈先生，我们邀请您到我们奔驰公司参观。当时我国和西德没有外交关系，奔驰公司的代表给我和外贸部的同志办妥了全部过境手续。到了西德后，我又提出购买薄板的要求，他们非常爽快，立刻和生产薄板的厂家联系。薄板厂在莱茵河边的拉希斯太因，这个厂设备先进，管理一流，薄板质量完全达到我方要求。他们满口答应我：薄板不成问题，要多少给多少。几万吨的薄板就这样解决了。我当时真是又惊又喜，让我和饶斌日夜发愁的事，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解决了。这件事也让我认识到了在市场经济中，国外大公司对于商业信誉的重视和快捷的效率。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对于经济的发展真是太有必要了。因为质量好，这一批薄板用完了以后，又续订了几次。这样一来二往，双方讲信用守合同，我和这个厂也交上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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