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杂志：陈祖涛见证中国汽车工业五十年(5)

　　二汽建设的艰难开始

　　在我的汽车生涯中，第一次自己独立设计的汽车工程是一汽的“红旗”;第二次是一汽生产的越野车。第三次是帮助古巴建设一个生产美国汽车配件的工厂。当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对它进行封锁，古巴国内有大量的各种型号的美国汽车，这些汽车急需零配件。虽然

这个厂生产的是汽车配件，但却是全套的，除了不组装之外，和整车厂没有多少区别，所以对我来说，这是自己动手独立设计汽车工程的第三次；第四次是为了生产我国军事工业急需的大型载重越野车，在四川大足建设年产3000辆的大足汽车厂。大足汽车厂虽然产量不高，但它是一个完整的从零件到总成、再到整车装配的汽车厂。这四次设计经历，让我走过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局部到整车的全部设计过程，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从而最终能够在1966年开始主持设计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年产10万辆的大型综合汽车厂——第二汽车厂。其生产规模在当时名列世界第三位。二汽的建设在我国汽车工业发展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我国的工业发展已经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我国机械制造的门类和布局已较为完整，有很强的设计制造能力，汽车工业已经逐步发展成为国家经济的支柱产业。二汽的建设为我国随后的汽车工业大发展奠定了人员、技术及物质的坚实基础。我作为二汽的总工程师在个人的汽车生涯中也走上了一个新的起点。

　　对于二汽的建设水平，美国人有一个中肯的评价。1978年，我们和美国通用公司讨论合作发展重型车，经李先念同志批准，李岚清同志和我陪同美方代表来到当时还不对外国人开放的十堰市。我们想让这些骄傲自大、目中无人的美国人看一看中国人自己动手建设的二汽。这些通用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仔细观看了我们的每一个专业厂和基本上由我们自己制造的全部生产设备，观看了二汽自产的汽车表演，有的还开着我们的汽车转了一圈。对厂房、设备、产品，他们都很赞赏，满嘴的 “OK”，当听说这些全部是我们自己设计和制造的，他们表现出了吃惊和不理解——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们有能力建设这么大、这么现代化的汽车厂。我记得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在二汽的建设过程中，有多少外国人帮助你们？当时由我负责向他们介绍情况，我非常自豪地告诉他们，二汽完全是我们自己动手建设的，没有一个外国人参与。他们的眼睛里流露出明显的不相信。我对通用的高级工程师爱德华兹说：“你看不起我们中国人啊，告诉你，我是二汽的总工程师，负责二汽建设的全部技术问题，你不相信这是我们自己的成果，那你提问吧，我和我的12个副总可以当面回答你们提出的任何技术问题。”他们也不含糊，果真一个一个地提问，我也就逐个地回答。后来他们终于服气了，相信我们自己有这个能力。

　　在参观了漂亮的车城十堰后，他们称赞十堰是“中国的底特律”。但爱德华兹最后提了一个问题：“陈先生，我不理解，你们为什么要在这么一个大山沟里建一个世界级的大厂呢？”技术上的问题难不倒我，但这个问题我有点犹豫，这是当时我国战备上的需要哇。再说，政治形势也要求我说话要谨慎，于是我说了一句外交辞令搪塞了过去。其实，我们在二汽的建设上是走了大弯路，交了大学费的，这是他们美国人所无法理解的。

　　历史进入1965年，中国的汽车工业已由襁褓中的婴儿逐渐成长为青少年。除了一汽外，还有南京、上海、北京、济南等四个汽车厂和一批中小修配厂，每年能生产五六万辆车。和原来一穷二白的历史比，我们取得了了不得的成绩，但和世界比，我们的差距还是巨大的。国内经济建设的发展对运力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在这历史的关口上，第二汽车厂的建设正式提上了共和国领导的议程。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在我国刚开始建设一汽的时候，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在考虑建设二汽了。1952年底，毛主席就提出“要建设第二汽车厂”。那个时候，国民经济正处在恢复期，在朝鲜我们又和美国人打得烽火连天。由于美国飞机的轰炸，志愿军的汽车损失非常大，前方急需的给养、物资运不上去，已经直接影响到了前方战事的进程。国内的运力靠的就是国民党旧政权留下的一点破旧卡车和从苏联买的一点车，缺口相当大。由于当时的领导人缺乏经济建设的经验，对汽车厂建设的难度没有认识，认为汽车不够，就再建一个厂嘛！建设二汽就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提出来的。

　　1953年1月，一机部汽车局上报了《第二汽车厂建设说明书》，当时的设想是仿制2.5吨的嘎斯50，年产量定在10万辆以上。二汽的厂址先选在武汉的青山，就是后来武钢的厂址。但苏联专家组的一个领导在和我们谈判时说：你们搞建设要考虑战争因素，你们现在要建长江大桥，将来美国人一个原子弹，长江大桥就没有了，周围的其他东西也就没有了。参加谈判的李富春副总理马上向中央报告了这一情况，很快中央就取消了把二汽放在青山的决定，而要把它放到四川去。经过踏勘，1956年1月，我们初步将二汽的厂址定在了成都郊区的保和场。但到1957年，由于国家在经济上实在难以承受，二汽下马了。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8年6月，中央第二次提出建设二汽。朝鲜战争结束后，大批志愿军回国，在讨论一个师的安排的时候，毛主席很为难地说：哎呀，怎么安排呀？干脆，把他们都给二汽吧。并且说，二汽就在湖南建吧。李富春是湖南人，毛主席的老乡，也是毛主席经济建设的主要助手之一，时任国家计委主任。一听要在湖南建，他立刻安排我们到湖南选址。我们跑了长沙、常德、怀化、溆浦、邵阳、芷江等很多地方，经过反复研究和对比，厂址最后定在湖南常德一个原日军废弃的飞机场。常德城市不大，但交通方便，铁路、公路、水运都有，是建设大型工业基地的好地方。1960年，就在我们选定厂址，各项筹备工作开始运转的时候，上面突然宣布，二汽不建了。当时没有多说原因，我们只是普通的技术干部，也不可能知道过多的深层次的原因。现在当然明白了，原因就是1958年“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又遇上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再加上我国和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争执加剧，直接影响了两国关系，苏联的各项援助都停止了。天灾加上人祸，我国的国民经济出现空前的危机，人民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全国的人都在饿肚子。城里每人每天只有几两粮食，每月一二两油，基本上没有肉、鱼，农村就更差了，不少地方的农村出现了饿死人的事。

　　经济紧张到了这一步，吃饭成了最大的问题，各项建设只有停下来了。于是大批建设项目下马，二汽是花钱大户，当然难逃此劫。其实，当时二汽已经有很多技术干部开始在一汽实习了，下马的损失很大啊。“大跃进”带来的恶果让人真是不堪回首。二汽下马后，我又回到了长春。

　　　第三次提出建设二汽是1964年。针对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严重困难，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毛主席在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做了自我批评。为了恢复经济，国家在各项政策上也有些松动。经过努力，国民经济逐步回升，形势有了好转，主要的标志就是能吃饱饭，不再饿肚子了。其实，用今天的眼光看，国内商品仍旧是严重匮乏的。由于我国的运力长期不足，运输一直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所以国民经济一旦好转，二汽的建设再次提上议事日程。

　　重新建设二汽还有重要的政治原因。在60年代中期，中国同美、苏两个大国的矛盾日益激化，几乎丧失了调和余地。中国所面对的众多外部“敌手”，无论是潜在的还是现实意义上的，都可能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于是，选择战争准备作为国家经济政治的着重点，就变得十分必要了。当时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逐步升级，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安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乘着内地的经济危机，在美国的支持下，疯狂叫嚣要窜犯大陆。苏联和我国的国家关系也因政治分歧而全面恶化，自1960年8月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中苏发生第一次边境冲突之后，中苏边境开始变得不安定起来。从1960年8月至1964年10月，中苏边境地区共发生千余次冲突，中苏边境形势日趋紧张。中国周边环境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局势，外来军事侵略仿佛随时可能发生。在这样一个被包围的环境中，准备打仗是当时中央领导时刻考虑的问题。毛主席考虑战争打起来中国必须要有可靠的战略后方和军需后勤保障，因此提出建设“三线”军事工业基地的战略设想。

　　三线建设的目标，是要采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后方工业体系，并且分三步实施：第一步是用三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把重庆地区，包括从綦江到鄂西的长江上游地区，以重钢为原料基地，建设成能够制造常规武器和某些重要机械设备的基地；第二步是建设西北；第三步是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同时，把重庆基地、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和成昆铁路的建设，作为三线建设在四川的建设重点，这就是所谓的“两基一线”。此外，还有航天、航空、汽车、船舶、电子、核工业等大批重要项目和与之配套的建设项目，包括几百个工厂和科研单位。

　　汽车是重要的军事后勤装备，当然是重要的“三线”建设项目，所以1965年第二汽车厂的建设项目正式列入第三个五年计划，成为“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二汽首先要生产的就是2.5吨的越野车，这是拖炮的车，要保证打仗的需要。二汽的建设纲领是十万辆，其中军用车就有4.5万辆，2.5吨的越野车(我们叫“25Y”)2.5万辆，3.5吨的越野车2万辆。4.5万辆啊，这可不是个小数字，全世界的汽车厂都是没有先例的。其余的5.5万辆是5吨的民用车。

　　这种建设纲领在今天看，绝对是错误的，姑且不谈国内能否消化得了这么多军车，就是从经济效益上看，也是非常不合算的。按当时的价格，一辆2.5吨的车就要一二十万，要知道，军车的设计、建造和选材都和民用车不同，成本很高，是不赚钱的。我们能年年掏大把的银子去补这个大窟窿吗？我们的财政本来就是吃饭财政啊。二汽建成后，首先投产的是2.5吨的生产线，结果军队没有钱买，每年只能买1500—2000辆，这种产能闲置的代价就是浪费国家大量的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赶紧把5吨的民用车生产线建好，以民补军。5吨的民用车的质量非常好，一投放市场立刻受到热烈欢迎，简直是供不应求，这样，我们二汽才避免了一建好就陷于亏损、破产倒闭的险境。要知道，我们建在三线的很多军工厂都陷入了这个怪圈。当时是一切为了战备，一切服从战备，一切让位于战备，再多的钱也花，再难的事也干，再大的苦也吃，但就是不讲科学。飞机厂搞三套，坦克厂搞三套，潜艇厂搞三套，深山老林里，到处挖洞。我去看过很多厂，崇山峻岭的大山洞里，新建的厂房，崭新的机器设备，就是产品没人要，最后陷入绝境。这不是一两个企业，而是成百上千，国家投资几千亿，其结果最终还是国家损失，工人兄弟们吃苦啊。一家两代甚至三代都窝在山沟里，真是贡献了青春献子孙。所以，我认为，当时提出的“军民结合以军为主”的方针是建立在对形势的错误判断的基础上的，是错误的，已经成为历史的教训。当然三线建设也有它的积极意义，或者说是历史贡献。当年国家2000多亿元的投资注入了中西部省区的边远山区，建了30多个大型的工业基地和几百个厂，直接促进了西部省区一大批中等城市的出现或扩张：四川的绵阳、攀枝花(从金沙江畔的无人区直接发展到中等城市)、南充，湖北的郧阳、十堰，贵州的遵义、安顺、都匀、凯里，陕西的咸阳、渭南、宝鸡、汉中、安康，甘肃的天水等。还有与之配合的焦枝线、襄渝线、成昆线、湘黔线等铁路。这一切都直接带动了西部工业能力和水平的提高及城市化的进展。三线企业的装备、路网和人才储备，为这些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我们第三次建二汽就是在这么一个经济、政治、社会背景下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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