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诉说幸福(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2月16日14:50 南方周末

　　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上海松江大学城的大学生们组成心形图案，祈愿人类的健康与幸福　Photocome／图

　　本报驻京记者　南香红

　　12月2日，北京佑安医院的病房里，李想看起来很消瘦。

　　“瘦吗？医生都说我胖了呢。过去还不足80斤，现在可能超过了吧。”他说。

　　2003年初，李想开始正式筹备《我们的生活》，下半年开拍，2004年初摄制完毕，经过后期制作，赶在今年的“艾滋病日”前夕拿了出来。

　　“暴风雨之后的宁静”

　　记者：看过片子给我最大的感受是意外。“我们的生活”，想象中应该是药品、病痛、绝望、歧视、挣扎、艰难和眼泪。但是片中没有这些，它有哀伤但却是宁静的，它用得最多的词一个是“幸福”，一个是“爱”。在常人的印象里，艾滋病是很难和幸福联系在一起的。

　　李想：你是第一个这样问的记者，所有的记者都在问这部片子是怎么拍出来的，我们在拍的时候遇到了什么困难。

　　拍成这样可以说是我们有计划的，是事先就有设计的，从近2000分钟的素材中剪出这40分钟。

　　我们都有这样的常识，暴风雨之后会有一个非常宁静的天空，现在我们片子里的主人公都处于暴风雨之后的宁静状态。他们都曾经从人生的美好状态一个子跌落到最低谷，所有的苦难他们都经历过了。

　　艾滋病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体验，就是当确实知道自己感染之后，反而会很轻松，很平静，很多东西一下子就看淡了，放下了。他们平静地对待苦难，尽量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安定一些。

　　我喜欢哀而不伤的感觉，快乐也是很平淡的。就像舒缓的音乐。我从小喜欢艺术，在大学学的是中文，对风花雪月的东西着迷。(笑)

　　记者：你们是在苦难、在歧视、在对未来不可测知中讲述幸福，是含着眼泪在讲幸福？

　　李想：我们不想揭露，不想针砭时弊，我们不希望主人公大起大落，心灵动荡不安，就是有这样的故事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王洪立家的村子里没有一户人家和他们交往，他们的羊群不能去占人家的草地，他的两个妹妹找婆家都成了问题。我们在拍摄王洪立的父亲的时候，这位老人对着摄像机哭得说不下去。在剪辑的时候，我们只留下了眼泪在老人眼眶里打转的镜头。

　　艺术水准再高的导演，也不会有8年的感染艾滋病毒的经历。我有。有过8年的感染史，很多仅是形式上的东西就不再会打动我了。

　　人有时候真是一个惯性的动物，不管是苦难也好幸福也好，富贵也好贫穷也好，习惯了都很平常了，风中不觉风，雨中不觉雨。英雄很平淡地接受命运的时候才是最动人的。我想引而不发，观众会替你放出这支箭的，这比滥觞好。

　　“我们和任何一个人都是相同的”

　　记者：是什么让你产生了记录艾滋病人生活的想法？

　　李想：我们想做的就是将非感染者对艾滋病的视角转过来，变成艾滋病人自己来说。我们这群人，让很多人恐惧、产生偏见。恐惧来自不了解，我把我们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大家看，让大家对我们有更多了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找回自己的尊严。

　　记者：我们知道你曾经受邀参与《实话实说》节目，一个观众问你，艾滋病毒感染者最需要的是什么？你回答说，我们不需要别人的同情，我们要的只是公平。

　　李想：我非常赞赏一个学者说过的一句话：“在这些艾滋病人面前，我不能说我是一个健康的人，我只能说我是一个非感染者。我没有感染艾滋病病毒，但我有其他的病。”

　　我想说的是，我们和正常人的惟一区别就是得了一种目前为止还无法治愈的病。除此之外，我们和任何一个人都是相同的，我们和普通人一样是渴望爱和幸福的，是有权利追求爱和幸福的，同样我们也是有能力去爱的。

　　片子里的人物追求爱和幸福的勇气同样感人至深。

　　王洪立带着他的爱人小红私奔到乌鲁木齐，他追求爱的勇气让我叹服。有一次他的岳父让他回家，他以为岳父接受他了，高兴地去了才发现，屋子里有30多个人，岳父的椅子底下就放着一把斧头，准备砍了他。他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说：小红，你要是爱我就跟我走。那种从容和镇定把所有的人都镇住了。

　　更让人佩服的是他爱人小红的勇气，是她选择了王洪立，在王洪立最孤立的时候，她为他撑起了一片天。

　　“幸福是放下之后的放松”

　　记者：你们在片子中用得最多的两个字是“幸福”，什么是幸福？一个感染了艾滋病毒的人和一个正常人所体验的幸福是不同的吗？

　　李想：我觉得做人要有两种底气。一种底气是向前的，一种是向后的。有了这两个中的任何一个，你就不会活不下去。向前的就是你不怕未来，你对未来有信心，你有勇气向前走。向后的就是败了，退了，什么都没有了的时候，你有一个家可以退缩进去。片子里的三个故事四个人物背后都有家在那里支撑着他们，外面的所有世界都毁了，天塌了，但家的世界还在。这是这几个故事的基础。

　　就拿我来说，1996年我发现感染病毒，我们家里人对我没有什么区别，衣服一起洗，饭一起吃，我咬几口扔下的鸡腿，弟弟拾起来就吃，(眼泪在眼睛里打转，停顿了一会)家里人一直在支持我，我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另外还有爱人的支持，这对于20岁后的人来说，更重要。王洪立和任春立的故事都是在说爱情的，对他们来说这是最重要的支撑，这是能让一个人成为社会人的基础，有爱的人脾气秉性都会有所改变，爱，让他们从暴怒达到平和，让他们从仇恨变得宽容。他们惟一想做的就是回家，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想，我们在这三个故事里找到了这个共同点。

　　一个非感染者没有爱还能有别的，而一个艾滋病毒感染者如果没有爱，就是一个孤独到底的人。你看片子中王洪立的两个健康活泼的孩子，那是挂在他脖子上的责任，他没有理由不好好活。(微笑)

　　记者：什么是爱，什么是幸福，我觉得你们在回答一个非常难解的问题。而且你们在向对艾滋病还抱有歧视偏见、恐惧回避心理的大众解释爱和幸福。

　　李想：幸福是什么？(拿出十五六片药，分两次吞下)你看我今天只吃药就行了，比起天天打针的时候，这就是幸福。前一段时间我只能天天趴在床上，不能坐，不能躺，不能下地，现在我拄着拐能下地了，我觉得这就幸福得不得了。幸福就是放下之后的轻松，这种幸福的感觉会比轻易得来的幸福保持得更长久。

　　别人没有这样的体验，我们把自己的体会告诉正常的人，他们或许会更珍惜自己不用打针吃药的幸福。或许他们看了片子把我臭骂一顿，也无所谓。

　　“我永远都无法忘怀那一幕”

　　记者：在这部片子里你是惟一一个没有面对镜头的人，虽然没有用马赛克，但都进行了“保护性拍摄”，为什么这样？

　　李想：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人存在，就永远会有歧视。富有者对贫困者的歧视、健康者对残病者的歧视、成功者对失败者的歧视。

　　有一次参加一个国内的艾滋病防治会议，晚饭时一个要好的朋友以请我吃饭的名义把我叫走了，后来我才知道，是有人不愿意和我同桌吃饭。这还是关于艾滋病的会，都会这样……如果告诉你真相反而会把我拒之门外，而我不说也没什么妨碍的时候，我为什么要说？

　　记者：那有没有你的同事朋友将你和艾滋病的李想联系在一起？那种情景是怎样的？

　　李想：有过。一次电视的马赛克掩饰得不好，我的一个朋友发现了，我不承认。他就给我发短信说：“哥们儿，回来吧，别打算跑掉，我不怕你有艾滋病，我怕你有皮肤病。”(大笑)

　　最让我不能忘怀的是我刚在北京那几年，一个月挣三四百元，和一帮年轻人住在一个大院里，那种气氛很像是大学，我觉得那就是对我失去的大学生活的补偿。有一天，我替一个同宿舍的朋友写情书，写完后我俩都兴奋得睡不着，他突然问我：他们说你有艾滋病啊？我一下子晕掉了，半天不能说一句话。

　　他接着说：“两个月前我们就知道了，都闷着，他们知道我和你最要好，想让我告诉你，我们对你还和以前一样。”他的口气不由你不接受。我永远都无法忘怀那一幕。

　　这个纪录片片长仅40分钟，却花去了半年多的拍摄时间。为了取材和摄影，李想和他的伙伴们辗转奔波，从北京、上海、河南、吉林到了新疆。和先期的计划相比，拍摄大打了折扣。原本联系的8位男女主角，由于病情、流言或是当地干部的不允许等种种原因，最后只剩下3个人。不得已，李想自己也上了镜头。

　　在河南的拍摄尤其困难。在一个村子，他们一到就被人盯上了，村领导怕艾滋病状况被传播出去。去任春立家，他们把所有东西都装进农民的麻袋，租了一辆农用车，扮成农民才混了进去。他们的拍摄总是处处提防着，取几个镜头，拍完马上就走。

　　除了主角，片中的其他人物大都对直面镜头心存顾虑。摄影师用鱼缸、台灯、物件阴影挡住感染者面容，以此保证不使用马赛克，不破坏“艾滋病感染者直接面对镜头”的坦然感觉。而在11月24日的VCD发布会现场，除了李想一人，其他主角都没有出席。

　　一边展示着幸福生活，一边遭遇着普遍尴尬。艾滋病人的幸福生活，只在自己家里。

　　李想最后告诉本报记者，他们制作了《我们的生活》中英文版VCD共1万张，还制作了播放带，希望这部片子能在国内外的电视台播放，VCD版本通过新浪网健康频道希望能发行到个人和做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人手里。

　　他说，“11月24日我们开首发新闻发布会后，复旦大学要了一些，在20个大学学生长跑时播放，我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