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选村官背后的利益追求：兄弟反目十三年(2)

　　选举前村民过了一次年

　　12月8日，记者在雅楼村听见村民最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儿是，他们前两天过了一次年。“比过年还实惠呢，还有意思。”一个中年妇女的话引来一片哄笑声。

　　这让记者头脑里画了一个问号，进一步追问发生了什么事儿时，他们却神秘起来，不讲。

　　在村民朱山(化名)家里，他倒出实情，从他暗红的、刻满皱纹的皮肤下透出了对所讲事情不满的表情。

　　几天前，候选人朱革明的爱人到他家，送来一条价值200元左右的“利群牌”香烟和一块煮好了的牛肉。他知道什么意思，但是街坊邻里的，人家都送上门来了，“就收下了”。

　　朱山更清楚的是，他作为一家之主，手中握有重要的一票。朱革明媳妇之所以送东西来，是因为朱革明两天前请他去喝酒，他没去。

　　他为什么不去呢？

　　“如果吃了他的，不就得投他一票啊，吃了人家的不办事儿，我会喉咙痛的。”朱山说完，给记者拿出那条“利群牌”香烟，一脸的无奈。

　　“最后你的票投给谁了？”

　　“包括朱革明在内，能投多少(人)，我都投了。”

　　记者正在和朱山老人交谈期间，老人的儿子走进来，虽然没有说话，但是他沉着脸，一副很不欢迎记者到来的表情。记者离开时，朱山的老伴儿和女儿也表现的很冷淡。当天晚上，有村民打通记者手机，说记者所采访的几个雅楼村的村民不同程度的受到威胁，来电者特意强调，记者做文章时不要直接引用被采访者的名字。

　　雅楼村的另外一位比较年轻点的村民朱长(化名)说：“朱革明连续请了三四天客，每次我都去了，最后弄了好几条利群香烟。”他向记者讲述了朱革明请客的细节。

　　11月28日，朱革明家开始杀狗，傍晚，他们家摆狗肉宴，约请了近百名本村群众参加，散席时，不分男女老少均赠送价值200元左右的兰州牌香烟一条，“大家嘬着牙花都说，狗肉好吃，烟也挺好的。朱革明和他的家里人都很高兴。”29日傍晚，朱革明家里人又开始约请村里人去他家参加酒宴，与昨天不同的是，“今天是全羊宴”，“因为昨天朱革明那么大方，这次去了200多人”，大家临走时，“朱革明更加大方，除了一条兰州牌香烟，另外每人还赠他自己厂子生产的‘梦灵’内衣两套。”30日，也就是第一轮选举的前一天，“朱革明家里又搞起了全牛宴，杀了一头价值2700多元的牛，还听说用掉了135公斤莲藕”，“去的人更多，全村500多人，去了400来人”，“大家走时每人发了一条200多元的利群牌香烟。”

　　村里的很多人以及朱革明的哥哥朱洪兴印证了朱长的说法，朱洪兴还加了一条，“27日，朱革明还请了本村的很多人吃牛汤宴。我弟弟一共花了20多万请客。”在有些村民处，记者了解到，朱革明和朱洪兴弟兄两个多年不和，他们也是本次选举的主要竞争对手，两人都是为了选举专门从做生意的外地赶回来的。

　　记者打通了朱革明的手机，他拒绝回答提问。后来在后宅街道办事处了解到，宴请是在朱革明岳父朱学法家里进行的，不是在朱革明家，因为朱不住在雅楼村，宴请村民的目的是为岳母祝寿，可是有村民告诉记者，朱的岳母的生日是农历七月初七。当记者提出这个问题时，政府工作人员解释说，“也许是错后举行，在当地农村很正常”。还有官员解释，不是为朱革明的岳母过生日，是朱的岳父请村里的60岁以上老人吃饭，给大家改善改善伙食。

　　在采访义乌市一位主抓选举工作的领导时，他说：“私下里说，农村选举中，类似的这种事情很多，送盒烟，请吃顿饭，有的甚至给几袋儿味精，我们不好给这种行为定个什么性质。”

　　直到记者离开义乌市，主管雅楼村的后宅街道办事处的任何一位领导都不接受采访。记者拨通该办事处的党委书记于谦的电话，说明问题后，他说“你去市里宣传部或组织部开介绍信。”可是经过宣传部门多次协调，他也拒绝出面。雅楼村的“连村干部”翁女士，在记者问起朱革明宴请一事时，她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截至发稿时止，又有多名村民致电本报记者，说村里的选举已经结束，村委会选举的某些候选人正在积极活动。记者接到两个传真：一个是2004年12月14日盖有“义乌市人民政府后宅街道办事处”公章的“收条”，内容是：现收到朱桂民、朱学良举报朱革明贿选证据，金额共计1500元(壹仟伍佰元整)现金；另一个举报人朱学良按有手印，日期为2004年12月14日的“举报信”，内容是(原文)：

　　“我是本村(雅楼村)村民朱学良，在2004年12月13日早上9-10点钟时，陈佩佩(朱革明之妻)与朱佩玲(朱革明小姨)二人到我家送了壹仟伍佰元现金，讲要我家中三人的身份证及三人选民证及委托书给他，到正式选举前一天借故外出，不能到选举现场，现金付给我妻杨义英的。现我把现金1500元交给上级政府。”

　　电话中，一些村民表示，这次选举成了那样，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不知道村委会选举将会怎样。

　　雅楼村要建火车站

　　一个只有500多人的小村，为了竞选村干部，为什么要那么的铺张的去宴请，为什么亲兄弟甚至反目呢？

　　在雅楼村西侧，义乌市的新火车客运站已经破土动工，新火车站的站前街将占去该村很大一块土地，因此土地补偿金会是可观的一笔收入，“更加重要的是火车站一旦建好，围绕在火车站附近的经济增长点和极大的利益驱动，能为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权力带来扩张。”当地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说。

　　雅楼村经济头脑活跃的人士也意识到新火车站的建立，该村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分析说义乌市已经决定要对雅楼村进行旧村改造，规划了新村的地址，那么，由谁决定旧村的拆迁单位呢？由谁决定新村民宅的建设单位呢？另外，雅楼村地处丘陵，为了更好的发展经济和加大开发力度，周围的几个山丘要推平，“这可不是一项小工程，土地是集体的，权力的行使当然主要是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据悉，雅楼村的一块土地选举之前被规划为开发区，“征地费用的发放是早晚的事儿，也够人们动心的。”

　　浙江大学法学院的郎友兴教授分析，除了经济驱动以外，很多竞争“村官”的动机还有以下几种：

　　现在在浙江经济发达的地区，只为捞一把才挣“村官”的做法已经很拙劣，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进步和监督机制的健全，这就成了铤而走险，很多“村官”身价上千万，不值得。比如雅楼村的朱革明就是一个以生产内衣为主的身价过千万的“富人”，其兄朱洪兴也是一个拥有全国联网的联运公司的“董事长”。于是，这一类人孳生了另外的动机，就是借助村委会这个平台，对上对下扩展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以获得更大的发展。当然，并不排除他们采用更加隐蔽的方式，攫取非法的私人利益。

　　在浙江，普遍存在“富人治村”的现象，有一些人祖辈没有做过一官半职，有了钱，也想光宗耀祖，过一把瘾，这也是一种动机。

　　针对雅楼村的现象，他认为只要不构成贿选，为拉选票而请选民吃饭，送点小礼物，大家应当宽容一点。

　　但是，浙大经济学院史晋川教授认为，如果村官竞选过程中，拥有上述动机或者发生一些不正当行为，能够使选民发生倾向性投票，不是好现象。被推选出来的村官，极有可能为了自己的私利去损害本集体内大多数人的利益，进而在农村出现具有特殊地位的利益群体，这将严重毁损我国农村正在蓬勃兴起的民主建设。同时，因为这个特殊群体的存在，又为某些地方政府制造了他们本想寻找的行政权力的“寻租”平台。“寻租”加上农村的特殊利益群体将使农民无以翻身。 本报记者 张有义 发自浙江义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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