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关注:设陷阱 牟暴利 坑了外派劳工

　　面对巨额利润，有些机构不惜冒险要从境外劳务输出中捞一票。在河南一些地方，甚至织起了类似传销模式的网络，给正在发展中的境外就业带来了阴影———

　　开展境外就业，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国内的就业压力，在促进我国劳动力参与国际人力资源流动与竞争的同时，增加境外就业人员的收入，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但是，由于我国的境外就业起步较晚，在境外就业中介、劳务输出等方面，问题仍然不少。

　　记者近日从有关部门了解到，面对巨额暴利，一些机构不惜冒险在境外劳务输出中大赚其钱。在河南一些地方，甚至暗地里织起了类似传销模式的网络。“袁文龙事件”引人关注

　　在河南省获嘉县城南干道中段，县劳动就业局的办公大楼上耸立着一块巨大的广告牌，上面一行大字“获嘉劳务，走向世界”极其醒目。引起全国关注的“袁文龙事件”就发生在这里，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券桥方王台村的袁文龙等61名出国务工人员，就是在这里开始了他们的出国噩梦。

　　2003年9月下旬的一天，袁文龙看到当地电视台发布的一则外派海员的招工广告后，便借钱赶到南阳市报名，交上了2900元的培训费及劳务输出费，同时与南阳国际公司签订4年的劳动合同。经过长达20天的体能训练后，和袁文龙同一批接受培训的60多人中，有10人踏上了南下的火车，几经周转被送到了多巴哥岛（位于南美洲）。

　　袁文龙等人到达多巴哥后，又分别同雇用他们的国迁渔业分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大致内容：受雇用期间，发生轻度伤残可获赔偿2万元人民币，重度伤残可获得4万元人民币，死亡可获赔7万元人民币。袁文龙说，这份签过字的合同，被国迁渔业分公司收了起来。随后，这10人分别被送到了不同的渔船上。

　　据袁文龙叙述，他所在的渔船上共有17人，除了船长和大车，其他15人每天分三班轮流钓鱼，每班每天只有三四个小时的睡觉时间。“船长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而且下手特别狠，每天至少有两人挨船长打。”

　　今年4月份的一天，船上的一个同伴因为钓鱼时打瞌睡，被船长打得遍体鳞伤，袁文龙和几个河南老乡向船长提出抗议，但换来的却是另一番毒打。船长认定是袁文龙带头罢工，又把他扣在自己的船上，并叫来其他5个人，合伙绑打，然后又像拴狗一样用铁链套住他的脖子，把他锁在船上。袁文龙被活活锁了两天一夜，吃饭时只能趴在地上用嘴叼着吃。在袁文龙顽强抗争下，最终于当地时间6月26日，国迁分公司将袁文龙送上了归国的飞机。

　　袁文龙的遭遇并不是偶然的特例，在获嘉县，61名农民被送往西亚半岛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饱受虐待，甚至有的人惨死他乡。

　　10月14日，南阳市中级法院对袁文龙、孙孟堂、周敬宾、王庆峰状告南阳国际公司一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经法庭调解，南阳国际公司除按合同约定向4人每人每月支付140美元的全额工资外，还按合同期内每人每月800元人民币的资金数额，对4人进行了精神损害赔偿。在当事人双方均表示可以接受的情况下，法院调解生效，南阳国际公司已于10月26日一次性完成了对4人工资和赔偿金的全额支付。利益驱动与传销模式

　　“袁文龙事件”被公开后，有关劳务输出公司仍宣称，他们对劳工在海外受虐并不知情，也感到意外。但大量的事实证明，这些劳工被送到海外后会遭遇到什么，劳务输出公司是一清二楚的。

　　在郑州就有个劳务输出公司办的对劳工进行“出国上岗前培训”的训练基地。在那里，培训的课程不是外语培训、技术培训或介绍相关知识，而是所谓的“承受能力训练”，学员每天的课程就是挨打、挨骂和种种难堪之辱，甚至还有强迫吃屎、舔痰。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培训，证明这些中介公司完全是有预谋地组织奴隶式劳务输出。

　　据调查，河南省的一些劳务输出公司至今仍违法向各大洋上的台湾渔船输出渔工。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利益驱动，让劳务输出公司如此利欲熏心？

　　向法院投诉的外派渔工王东晓算了一笔账，为他进行培训的经营公司平均每个月派出200名左右的渔工到海外从事捕捞工作，而开出的工资是每人每月140美元，保守估计，除去少量相关的花费外，经营公司每月从每个渔工身上的获利不会低于200美元。也就是说，经营公司每送出一批船员，一个月最低会有4万美元的进项，再加上培训费等，经营公司所获利润之巨可想而知。

　　王东晓说，据他所知，一些地方负责协调的部门每个月也从这些外派渔工身上获得一定的报酬，比如他所报名的县外经委就从每个渔工的月工资中得到20美元的回扣。信阳息县的投诉人张新功也对记者说，该县有专门的人到农村去招渔工，并从中提成。

　　大量的调查发现，惊人的利润空间，是一些劳务输出公司不惜冒险非法经营的根本所在。难怪有家公司在被曝光后宣称：“现在的公司如果被查封了，大不了换个公司名照样偷着干。”

　　被当地媒体曝光的几家违规劳务输出公司中，最多的每年可违规输出数千名渔工，最少的也有几百人。那么，这些违规劳务输出公司为何能招到这么多人？

　　据调查，这些公司在经营中暗地里织起了类似传销模式的网络，分别在各县建立起办公点，每招一名渔工，办公点便可从这名渔工每月工资被克扣的部分中得到20美元的回报。办公点除在当地发布广告外，还以支付提成为诱饵招募业务人员，到农村招人。比如，有家公司在社旗县、浚县等地均设有报名点，王东晓、韩有彬便分别是在社旗县和浚县报的名。

　　受害劳工孙孟堂的父亲就是为南阳国际公司“拉业务”的，为了赚取提成，他把儿子也拉去报了名。如今提起此事，老人家后悔不已。法律空白亟待弥补

　　近几年，国家有关部门三令五申要求暂停对台湾渔船输出远洋渔工，但仍有一些劳务公司继续违规操作，症结何在？

　　中国渔业协会远洋渔业分会副会长、秘书长黄宝善认为，国内很多地方的外派劳务工培训机构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从目前的现状看，很多外派公司根本没有相应的资质，有关部门对培训机构的审核制度不严格，培训机构的管理亟待规范。

　　黄秘书长说，违规对台渔船的劳务输出导致悲剧不断发生，表面上看，渔工的外派都是由商务部门在管理，实际上，多头管理的现象十分突出，一些根本没有外派资格的非法中介公司也在从事这种业务。同时，更有一些合法的外派机构和非法外派机构相互勾结的情况，正是这些违规经营者的利欲熏心，才导致了国家禁令成了一纸空文，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黄秘书长说，目前我国对此类违规现象的处理尚无专门的法律法规，一个与保护外派渔工权益相配套的法律体系亟须建立，这一法律体系不但要有完整、配套的管理体系、执法体系，更应该有一个严格的处罚规则，这个处罚规则不但要有对违规公司及其相关责任人的处罚规定，更应该有对违规公司、监管部门及其相关责任人的问责条款。他表示，因为没有问责条款就无法有效地维护劳务输出市场的秩序，也就更无法遏制“袁文龙事件”继续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