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开县人民法院丰乐法庭法官赵丕仁，两上北京，并上书温家宝总理，给开县200余名农民工讨回拖欠长达三年之久的355万元工钱。拿到血汗钱后，农民工向开县人民政府、法院及开县丰乐法庭送去锦旗。（12月16日《重庆晨报》）
听到这则消息，人们的心里并不轻松。农民工把讨薪的希望寄托在法官身上，法官把希望转而寄托于政府的权力影响，这种讨薪模式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应该引起社会对于现
存制度的更多反思。
开县包工头赵富云承包了由“中铁二局四公司”和“中铁隧道局二处”承包的两个隧道工程。结算工程款时共欠农民工工资300余万元。3年来，赵富云索要工钱无果。今年10月，农民工将包工头赵富云和中国铁路工程建设总公司告上开县法院。开县法院指派老法官赵丕仁负责此案。
因建设单位不付工程款，造成农民工工资的拖欠，这在当前是一种普遍现象。依靠法律手段解决欠薪问题，通过法院的公开审理、公正裁决和对判决的严肃执行，为农民工讨回工钱，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这在理论上是唯一正确的途径。但是，开县的法官赵丕仁却没有办法依靠法律手段进行审理和裁决，只能向农妇熊德明学习———上书总理，为民请命。
当欠薪者无法受到法律的追究和制裁的时候，只有去“上书”，争取依靠权力影响向欠薪者施加压力的“务实”道路。最后，虽然钱是一分不少地要回来了，法官为农民工赢得了表面上的胜利。但是，法官上书总理为农民工讨薪的成功，却暴露出了法律的失败，因为，法官也无法依法裁判，失去了总理的权威影响，法官也很无能为力。
熊德明遇见温家宝总理说出心里话要回了工钱是一次幸运，法官上书总理并得到批示，并在国务院信访局责成下10天内讨回工钱，同样也是一种幸运。但是，同样的幸运却更加反衬出了法律的不幸。声音>>>
限于国情，我们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让所有的法官都只认法律这一个“上级”。而当“没有上级”的法官办案却也只能通过上访、行政高压手段才能真正解决诉讼纠纷之时，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难堪的事实：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离我们还有不小的距离。湖北李甘林（来源：兰州康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