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初
《贵阳市禁止选择性终止妊娠规定》日前正式公布，该法规规定：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进行胎儿性别鉴定，不得为妊娠14周以上妇女进行人工终止妊娠手术。对此，12月16日《新京报》刊发《尊重胎儿生命是人性之需》，作者认为对发育一定周期的胎儿生命权的保障，是人性与人道主义的需要。
贵阳的做法，其目的不论是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现象，还是对发育一定周期的胎儿生命权的保障，似乎都言之成理。但笔者疑虑的是：当我们仅仅着眼于对胎儿生命权的保障时，是不是因此遮蔽并忽略了作为怀孕主体的妇女的权利。
一般来说，妇女的这种权利至少涉及了三方面内容：首先，妇女对自己身体的拥有权。妇女拥有主宰自己的身体的权利，这种权利不应该由别人、同样也不应该由国家所拥有；其次，隐私权。生育属于妇女个人的隐私，应该得到保护；第三，平等的权利。她们应该和男人一样，有不承担怀孕的后果的权利。由此而言，贵阳的做法是对怀孕14周以上的妇女终止妊娠手术这一权利的限制。
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堕胎与反堕胎是一个争论不下的话题。在美国，“妇女的身体，到底谁说了算”？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它已成为其社会和文化生活中最具争议性的论题，而且这一被称为“妇女身体的战争”，远没有到终止的时候。一位留美学者曾经指出，美国每天有多少反对堕胎的游行或活动。在这其中，反对堕胎的人坚信自己是在保护生命。他们相信生命开始于孕育那一霎那，而不是在出生之后，而作为母亲，无权决定结束一个生命。而在支持堕胎的人那里，他们坚信自己的行为是在保护人权。他们认为，人权包括生育的权利和选择的权利，如果一个人没有选择，被迫接受别人的决定，那这个人就可以说没有权利。
人的权利是没有国界的，对权利的追求与思考是不受限制的。就贵阳的做法而言，该项法规已经贵阳市及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考之于立法程序，并不存在瑕疵。从这个角度，我们必须维护法规的严肃性，并基于一定的社会现实来理解出台相应法规的必要性，但与此同时，也不能忽略了法规背后权利的多元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