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政绩广告”：是耶？非耶？

　　新闻回放——

　　据新华社12月13日消息，近日，江苏省各界万余名群众开始对82个省级机关厅局级单位和部分中央部门管理单位进行作风评议。这是江苏省政府厅局级单位首次接受群众评议。由于排名靠后的单位将被责令限期整改，主要负责人将接受诫勉谈话，而且，以后连续两次评议排名末位的单位，主要领导将受到组织处理，所以，受评议的单位对这次活动都相当重

视。

　　重视本来是件好事，但却因此发生了一种奇怪现象：一些机关单位开始大量在媒体刊登“政绩广告”，宣传本单位工作成绩如何、领导如何尽心尽力工作、职工如何努力等等。一家省级媒体的工作人员透露，自12月初以来，到这家媒体刊登“政绩广告”的厅局级单位“排起了队”，有一家单位甚至“高价买下了报纸头版的版面”。

　　“政绩广告”为什么出现

　　我想，一味指责机关单位靠“政绩广告”笼络人心，进而劝它们改弦更张，并指出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水平才是正道，如此这般可谓义正词严，用心良苦，但恐怕还是于事无补。在我看来，“政绩广告”成风的核心问题在于：它为什么出现？无非是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主观上，有人想登；客观上，它们能登。客观条件又有两个：一是媒体可以登，二是有办法拿出登广告的“活钱”。而从一般见识来看，这两个客观条件在其它地方可能是禁止的、不成立的。所以，欲遏制“政绩广告”之风，不能忽略这两个客观条件。

　　所谓“政绩广告”，也就是将政绩广而告之(姑且承认其政绩没有水分)。有的机关单位之所以这样做，恐怕是因为有这样一种担忧：自己做的事情，有评议权的群众未必知晓。不能说这种担忧毫无道理，因为它们面对的是万余名各界群众代表。1万多群众代表是怎样产生的，他们在评议之前是否对评议对象有全面充分的了解，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评议，这些关键问题直接关系到评议结果的客观公正。倘若评议人和被评议人之间不存在隔膜(这是有可能的)，那么，前者对后者的评议虽不中亦不远。反之，倘若评议人和被评议人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也是有可能的)，前者对后者的评议就不免有“夜半临深池”之虞。如果做“政绩广告”者的初衷之一是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当然，它们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花这样一笔钱)，那么就应当对现行的评议方式进行反思。（12月17日《南方日报》滕朝阳/文）

　　刊登“政绩广告”并非一无是处

　　这些政府机关都是传统意义上的所谓“衙门”，如果不是事出有因，很难想像他们会花钱买报纸的版面做“政绩广告”。那么，这个“因”是什么呢？那就是民主评议的制度设计令人生畏：排名靠后的单位要限期整改，主要负责人要接受诫勉谈话，如果连续两次排名末座，单位领导还要受到组织处理。不用说，这样的惩戒办法让民主评议有了一定的威慑力，也给政府机关带来了不同往常的工作压力。为了避免“叨陪末座”的结果，政府部门必然要想出各种招法以做应对。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政府信息公开的工作开展得非常有限，群众很难通过方便快捷的渠道了解政府机关的工作状况，很多人甚至根本不了解某些厅局的职能。在这种信息沟通不畅的前提下，进行民主评议难免有“盲人摸象”的弊端，评议结果也很难说是公正有效的。政府机关刊登“政绩广告”的做法虽然有王婆卖瓜的嫌疑，但是，只要所提供的信息不是虚假和夸张的，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沟通作用，还能让人民群众充分了解政府的功能设置。从这个角度看，刊登“政绩广告”也能说得上是“纡尊降贵”的亲民之举，是打通官民之间信息鸿沟的有益尝试。（12月16日《北京青年报》蔡方华/文）

　　“政绩广告”可能误导公众

　　将广告这种市场行为引入公共部门，还会导致一系列突出问题。一是因“财力有别”，对不同部门有失公平，因为广告投入的多少会直接影响到不同部门宣传力度的大小。二是“政绩广告”内容可能含有水分，难以保证其真实性和客观性。三是动用公共资金做“政绩广告”，本身就是严重的工作作风问题。诚然，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在政府和公众之间沟通了解不够的情况下，“政绩广告”有可能会误导公众。

　　虽然媒体的重要职能是宣传政府的政策导向，但它和“政绩广告”式的宣传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政绩广告”会因其自身性质所限，使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更加不对称。而群众评议政府，增加了群众的声音，拓宽了群众表达利益的渠道。同理，媒体也不应该通过“政绩广告”牟利，而应该无偿反映群众呼声，监督政府机关廉洁高效地行政。(12月16日《新京报》杨波/文)

　　刊登“政绩广告”的钱从哪来？

　　获悉江苏的一些政府部门要大做“政绩广告”，笔者并没有太多的惊讶。要宣传政绩，要提高本部门、尤其是本部门领导的社会声望，在当下这种环境里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令笔者不能不大加猜疑的是，这刊登广告的费用从何而来？

　　要知道美国大选虽然也做广告，但它的经费来源主要是个人政治捐款及竞选人个人资产。无论做广告也好，开电视辩论也好，所有的花费都不用纳税人的钱。但我们的这些政府部门刊登“政绩广告”的费用是从哪里来的呢？

　　报道虽然没有给出答案，但这笔费用大概不会由我们的那些做“政绩广告”的政府官员们自己掏腰包。所以，最后的结论也许正是：这些部门挪用了财政资金去做了“政绩广告”，而这显然是违反财经纪律的。（12月15日《南方都市报》柏墉/文）

　　“政绩广告”之风必须狠刹

　　面对责骂，那些领导或许也有“委屈”：广告时代，什么都可以做广告，为啥政绩就不能做广告呢？我们不妨回问一句：商业广告总算有《广告法》管着，发布者在发布之前都必须取得广告批文，谁来给你的“政绩广告”发“批文”呢？谁能保证“政绩广告”不是“虚假广告”、不是“政绩欺诈”？

　　“政绩广告”之风一日不刹，不仅是对腐败的纵容，也容易形成一种跟风效应。反正又不用自己掏腰包，你能高价买头版，未必我就买不起？照此发展下去，那种“全国山河一片红”，将让人不寒而栗。惟愿“政绩广告”之风能得到狠刹，严厉打击官场上的作秀主义和“政绩欺诈”行为。（12月16日《佛山日报》舒圣祥/文）

　　建制“信息披露”才能根除“政绩广告”

　　缴纳税款，支持政府运作，是为了让政府源源不断地提供高效率、高质量的公共服务，那么，怎样才能保障政府不乱花钱，公务员不懈怠呢？同样也需要政府的“信息披露”。但是，“信息披露”不能等到公民询问时才告知或者群众评议时才宣传。

　　“信息披露”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形式？挪用经费买版面、搞政绩宣传肯定不是应有的形式。因为信息披露作为法治政府应当承担的义务，无论采用什么形式都应当是免费的，其成本应当由财政统一承担。目前部分地方尝试的“政情公报”是一种值得提倡的“披露”方式。但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地方所搞的“政情公报”，内容不全面，对公民应知晓事项公布的力度不够，公民获得“政情公报”的途径也不通畅，一是数量较少，二是本该免费的信息披露却变了味，变成了收费的“杂志”。这些问题是政府机关在尝试新的“信息披露”方式时应当避免和克服的。（12月16日《燕赵都市报》胡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