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通过国际刑警组织，一纸发自浙江省检察院的红色跨国通缉令直指一位备受瞩目的女巨贪。她叫杨秀珠，58岁，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2003年4月20日中午，目前查明涉案金额已达2.532亿元人民币的杨秀珠，偕同女儿、女婿、外孙女等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出境。据消息人士透露，他们经由新加坡，转道至美国，那里，有她多年前置下的五处高级房产。12月14日上午9点30分，帮她弄钱的4个“帮凶”，高云光、金建林、李小燕、沙少华开始接受审理。有关人士指出，高云光等人的受审，是杨秀珠案的重大突破。
与所有贪赃枉法的腐败官员一样，杨秀珠最终难以逃脱党纪国法的严厉追究。但是，如果沿着她堕落的足迹，审视她腐化蜕变的全过程，我们的收获将远远超过这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行动。
首先，我们必须注意这样一个事实：从1996年算起，杨秀珠的堕落史长达8年之久，而且作案手段极其简单直接，甚至有着一个系统的但谈不上绝密的贪污计划，而且知道并参与操作的不下数人。我们有必要追问：是什么原因导致杨秀珠在如此长的时间跨度内瞒天过海，躲过上级领导和下级同事的层层监督，将这个计划逐步顺利实施，最终还能在丑行败露前顺利登上飞往大洋彼岸的飞机？
据报道，1995年到1998年，杨秀珠是主管温州城市建设的副市长，集土地出让、城市规划等大权于一身。杨秀珠的贪污方案，是她在副市长办公室内安排的。当时，她还兼任金温铁路温州建设指挥部指挥、温州铁路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其亲信高云光和林素华在公司身居要位。
1996年底的一天，杨秀珠吩咐高云光、林素华、金建林，到她的办公室来一趟。杨秀珠说：“我弟弟杨进军做生意亏了，需要钱归还银行贷款，想从公司个人获取公款1000万余元。”就这几句话，巨贪杨秀珠就将1100万元公款轻松弄到了手。
尽管事后很多人将这次贪污的罪魁归结为杨大权独揽，且“工作作风非常霸道，别人不敢说一个不字”等,但我不相信，对于一个地处沿海的发达城市而言，就没有一套监督干部的制度，即便没有，中央政府肯定有，而且我们还有缜密的国法政令，为什么这些会集体失灵？何况在长达8年内一再失灵？
这一方面暴露出在个别地区、部门，个别领导还存在着与发展市场经济完全悖离的人治观念，还拥有着令人震惊的超越制度的绝对权力，而相关的干部任用、选拔还存在着难以回避的缺陷，干部的监管制度则还存在着巨大的操作真空。
正因为如此，个子矮小、嗓音低沉的杨秀珠才获得了饕餮公款、中饱私囊的巨大空间，才有了高云光在法庭上“说起来挺害怕，数额这么大，肯定是贪污行为！”之类令人心痛的事后揭发。但当时所有知情人或噤若寒蝉，或为虎作伥。
所以，杨秀珠案带给我们的不应仅仅是一次亡羊补牢式的事后追究，更应该是一次痛定思痛的事前制度完善———包括干部的选拔、任用以及监管，以及制度不折不扣的贯彻实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避免新的贪污计划再度出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