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开县人民法院丰乐法庭法官赵丕仁，为了给开县200余名农民工讨回拖欠长达三年之久的总计355万元血汗钱，两上北京，并上书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信访局的督办下，12月13日，工程承包方向开县农民工兑付了全部血汗钱（12月16日《重庆晨报》）。
据说，拿到血汗钱的农民工向开县人民政府、开县人民法院、开县丰乐法庭分别送了锦旗，相信赠送锦旗过程一定会让在场的许多人落泪。
熊德明讨薪找总理，是身处下层万般无奈的艰难选择。那么，法官呢，面对起诉到法院的讨薪官司，虽然判决，仍无法兑现，最终也不得不通过间接渠道向总理寻求帮助，这是何等的悲哀呀！
假如没有赵法官的上书总理，也许这些农民工的“胜诉”也只能是一纸空文，说不定还有些人将被逼无奈，选择“极端”讨薪行为。幸好他们遇到了赵丕仁，这位正直的法官好管“闲事”，采用了与熊德明类似的手段，终于追讨回欠款。一切以“皆大欢喜”的形式告终：农民工如愿以偿，法官完成使命，欠薪者给总理一个“面子”。
然而，在笔者看来，这哪里是喜剧的结尾，简直是悲剧的开端。之所以这么说，在于赵法官帮助农民工讨薪，反映出一个不容乐观的事实：解决欠薪问题，不能完全指望法律和法院，归根结底还得靠政府行政首脑干预。
真正的悲哀恰恰在于此。
在一个法治社会里，法院本该是帮助公民说理、维持公平正义的场所。凡是法院作出的裁决，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执行。如果法院的判决书形同废纸，法律的尊严早晚会消磨殆尽。在丰乐法庭作出要求拖欠工资的雇主清欠的判决后，如果雇主积极执行判决，还用得着赵法官两度赴京协调此事吗？如果赵法官进京后，雇主及时认识到应履行的义务，还至于逼得赵法官以书信的形式找总理“告状”吗？解决欠薪，如果法律的威力都无济于事，岂不是快到了“法将不法”的地步？
在这件事上，农民工们很偶然遇到了赵丕仁法官，假如换了别人，也许结果就大不相同了，也许直到今天，开县200多名农民工还在期盼着血汗钱的兑现。
法官讨薪找总理，和熊德明讨薪找总理，正因为主角的截然不同，悲怆的程度才尤为深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