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常规划再掀圈地潮

　　本报讯据瞭望新闻周刊19日消息12月14日，新华社播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中共高层对土地问题的强烈关注掷地有声。

　　就在高层高调严管土地之时，国内各大城市正忙于新一轮总体规划的修编。作为资深的城市规划学者，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副院长董光器参加了大量城市规划的评审，他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在总体规划修编中，存在着不顾客观条件极力把城市做大的趋向，“

实际上是要争取今后有更多的土地可以拍卖，以获得眼前利益。这显然是与中央一再强调的可持续发展的方针背道而驰的。”

　　超常发展背后的诉求

　　董光器透露，南方一个省会城市修编总体规划，他应邀前去评审，看到“许多地空在那里收不回来，因为政府把地都卖掉了，钱也花完了。于是又做规划，再要土地。这种现象如果过热后再制止，就难了。”

　　董光器说，“编制城市总体规划首先要确定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作为编制的根据。其中一个重要指标是GDP的增长速度。现在不少城市在2004年至2020年的规划中都提出了两位数持续增长的指标，中央提出到2020年翻两番，有的城市却提出了翻三番的超常发展目标。”

　　“这是否又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董光器发出疑问，“超常发展对于处于有特殊区位或有特殊发展机遇的中小城市来说比较容易出现，对综合性大城市实现的可能性就非常小了。”

　　“但你这个数字上去了，城市的规模就得大，需要的土地就得多，这才是关键。”他对这些城市修编总体规划背后的动机表示怀疑。

　　科学规划屈从政绩规划

　　两院院士、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周干峙，在前不久召开的“2004城市规划年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了“中原一城市”：“现状面积只有125平方公里，却高价聘请一位外国的建筑师，画出一个150平方公里的新区。”

　　同时被他批评的还有，“山东有一个县，现在还不到10万人，县长却下令修一条60公里长的环路，做一个200多平方公里的规划。”

　　周干峙指出，这些地方规划的目标，“不是科学预测和严谨论证的结果，而是领导人拍脑门、夸海口的产物。一些规划人员无视城市发展的科学规律，违心地盲从领导的政绩需求，做出一个个‘大规划’。在国家实行宏观调控的形势下，显得极不和谐。”

　　城市化存在误区

　　董光器介绍说，在这次修编总体规划的过程中，不少城市提出加速城市化促进经济发展的口号，把年均城市化率提高到1.5%%至2%%。但他认为：“对于大多数城市来说，在17年内城市化率都要保持1.5%%以上的高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

　　“只有工业化才能推动城市化，如果经济发展不起来，把大量农民轰到城里来，又没有这么多的就业岗位，只能增加城市的负担，增加不稳定因素，又有何益处呢？”

　　周干峙认为，在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已出现的误区包括，“把城市化目标变成一种指标，或作为城市现代化的一个指标”。他表示，“达到一定目标并不是指标越高越好。欧美不少国家城市化比重达70%%-80%%，并不比某些比重达到90%%以上的国家落后。”

　　地方利益的博弈

　　周干峙分析道，地方政府抬高城市化预期与土地扩张的欲望相关。“一方面是城市政府手中掌握的资金多了，花在城市规划上的钱也比过去多得多；另一方面，城市公共财政并没有一个可持续的稳定可靠的来源，相当大一部分城市政府，特别是一些中小城市，依然面临‘吃饭财政’的窘况。城市建设的资金，最主要的是靠土地出让，也就是卖地的收入。”

　　他认为这将导致恶性循环：“为了维持财政支出的需要，也为了偿还前任留下的欠账，政府不得不划出更多的土地用于出让，因此就出现了寅吃卯粮的现象，这一届政府把今后几届政府的规划指标都用光了，留给后人的除了一些大广场、宽马路、花里胡哨的政绩工程外，就是一笔大债务。由于公共财政收入的拮据，政府工程的拖欠问题就成了一个突出的矛盾。由于盲目扩张土地面积造成的失地农民剧增、由于补偿不合理造成农民生活的困难，加剧了农村相对贫困化的趋势，产生了新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并且由此引发了大规模的上访和各种恶性社会治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