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城市掀起新一轮“圈地热”

　　日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关于土地管理问题发表讲话，表明中共高层对土地问题的强烈关注。就在高层高调严管土地之时，国内各大城市正忙于新一轮总体规划的修编。作为资深的城市规划学者，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副院长董光器则表示，“规划总的倾向是过热”。

　　董光器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在总体规划修编中，存在着不顾客观条件极力把城市做大

的趋向，“实际上是要争取今后有更多的土地可以拍卖，以获得眼前利益。”他提出这样的忠告，“在当前国家对土地开发控制比较严格的政策下，企图争取通过总体规划编制对国家的控制政策有所突破，使大量批租土地合法化，这显然是与中央一再强调的可持续发展的方针背道而驰的。”

　　超常目标后的土地诉求

　　董光器不愿点出这些城市的名字，理由是“规划方案仍在制定之中，尚未成为事实”。他说，“中央已砍掉了90％以上的开发区，收回了几百平方公里的土地，可大城市又要拼命地做大规模，通过规划要地，这样搞下去，经济效益从何谈起？”“西部一个只有200多万人口省会城市，在做规划时却说2020年城镇人口要达到1000万，完全超出了实际可能。”他举例说。

　　董光器说，现在不少城市在2004年至2020年的规划中都提出了两位数持续增长的超常指标，中央提出到2020年翻两番，有的城市却提出了翻三番的超常发展目标。“如果你这个目标上去了，城市的规模就得大，需要的土地就得多，这才是关键。”他对这些城市修编总体规划背后的动机表示怀疑。

　　城市的发展陷入“误区”

　　两院院士、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周干峙，在前不久召开的“2004城市规划年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了“中原一城市”：“现状面积只有125平方公里，却高价聘请一位外国的建筑师，画出一个150平方公里的新区。”

　　周干峙指出，这些地方规划的目标，“不是科学预测和严谨论证的结果，而是领导人拍脑门、夸海口的产物。”

　　董光器介绍说，在这次修编总体规划的过程中，不少城市提出加速城市化促进经济发展的口号，城市化水平目前不到30％，可规划到2020年城市化水平要达到65％至70％，甚至还要高。

　　他作出这样的评价，“对于大多数城市来说，在17年内城市化率都要保持1．5％以上的高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表示，只有工业化才能推动城市化，如果经济发展不起来，把大量农民轰到城里来，又没有这么多的就业岗位，只能增加城市的负担，增加不稳定因素，又有何益处呢？

　　周干峙认为，在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已出现的误区包括，“把城市化目标变成一种指标，或作为城市现代化的一个指标”。

　　地方政府“卖地”谋利

　　地方政府抬高城市化预期与土地扩张的欲望相关。

　　“我国城市的财政状况可以说喜中有忧、喜忧参半。”周干峙分析道，“一方面是城市政府手中掌握的资金多了，花在城市规划上的钱也比过去多得多；另一方面，城市公共财政并没有一个可持续的稳定可靠的来源，相当一部分城市政府，特别是一些中小城市，依然面临‘吃饭财政’的窘况。城市建设的资金，最主要的是靠土地出让，也就是卖地的收入。”

　　他认为这将导致恶性循环：“为了维持财政支出的需要，也为了偿还前任留下的欠账，政府不得不划出更多的土地用于出让，因此就出现了寅吃卯粮的现象，这一届政府把今后几届政府的规划指标都用光了，留给后人的除了一些大广场、宽马路、花里胡哨的政绩工程外，就是一笔大债务。

　　与土地密切关联的城市公共财政问题受到学界关注。有分析认为，1994年中央与地方实行分税制，地方政府的财政约束变硬，地方税收只能维持现有城市功能运转，而对于大多数城市政府来说，城市功能扩张使其财政状况入不敷出；维持城市功能扩张所需要的支出，只能依靠土地市场，土地收益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1998年住宅制度改革空前盘活了土地市场，于是地方政府竞相卖地“经营城市”，城市土地需求呈爆炸式增长。据《瞭望新闻周刊》

　　违法批地占地须担法律责任

　　法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要受法律的约束，土地管理也不例外，违反法律法规批地、占地者，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目前，较为突出的土地问题是，一些地方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滥用行政权力，随意修改具有法律效力的土地利用规划，擅自突破规划设立开发区和新市区。这些土地违法违规行为的存在，造成了土地资源的大量浪费和“三无农民”（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等社会问题，产生了一批借土地大发横财的腐败分子和不法商人，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对于此类问题，党中央、国务院的态度也是十分明确、十分坚决的，那就是违反法律法规批地、占地，必须承担法律责任。据新华社（来源：南京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