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发芾为维护、控制、推进人口性别比例自然化，陕西省政府日前规定性别比悬殊地区的领导不能提拔，同时严禁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以及为了选择胎儿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行为（12月19日新华社消息），而此前贵州、江苏都或立法或出台政策禁止人工终止妊娠行为。
这些政策的出台，基于严重的性别失衡。性别的严重失衡是人为的原因。现代技术的
发展，能够在孕期就鉴定出胎儿的性别。因此，从技术上控制鉴定、禁止堕胎无疑可以起到作用。但是，堕胎问题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禁止堕胎，会牵涉到很多方面。比如从目前来说，堕胎者的成分多种多样，有的是为生男孩堕女胎，还有数量不少的计划生育工作中对于无计划怀孕的强制性堕胎，因偷食禁果和避孕失败的堕胎等。禁止堕胎会把各种情况下的堕胎都列入禁止行列，必然产生矛盾。于是有人呼吁，禁止堕胎，也要保护女性的堕胎权。而计划生育部门也说以后工作难以展开。
当然，即使国家能够立法禁止堕胎，实际的效果可能会有折扣。在没有禁止堕胎的情况下，虐待、残杀、遗弃、拐卖女婴的现象就已经存在。如果禁止堕胎，这些犯罪行为是不是会加剧？这是让人担忧的。
而另一点是，根据率先立法禁止堕胎的贵州的规定，“需要人工终止妊娠的，应当持本人身份证和经过批准的医疗保健、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出具的医学诊断结果。妊娠14周以上的妇女，需要人工终止妊娠的，应当持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在作假猖獗的现实环境下，能够杜绝假证明吗？即使能够杜绝假的，要求出具人口与计划生育部门的证明，是不是给有关方面权力寻租提供了机会，堕胎还是照常，而徒然增加了社会成本？这些问题似乎难以回避。
那么，现在需要弄明白的是，到底是什么动机，诱使人们为了生儿子不惜堕掉肚中的女儿？这里有延续香火的原因，也有实际考虑。在目前，在城市，女性在就业、升迁等方面受到限制或歧视，处于被动。这从近年来女大学生找工作难，从有些单位对女性职工限制恋爱、限制婚育等方面可以看出来。而在农村，女性作为劳动力比不上男性。这种情况下，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普遍的现实是人们仍然希望生儿子而不是生女儿。
一般认为，超生是家庭把扶养子女的成本强加给社会，存在负的外部性。因此，对于这种行为要制约，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为了控制并消除超生的外部性。但是，上面已经分析过，女性在社会的地位和处境，使得纯女户的家庭要面对更为不利的局面。也就是说，在计划生育条件下，纯女户家庭为计划生育工作做了贡献，但由此产生的困难还得自己承担。纯女户给社会带来正的外部性。这就是生女孩吃亏的原因，它必然强化人们不愿要女孩而宁愿要男孩的内在动机。
因此，平衡性别的问题，社会应有良策应对。如果不补偿女孩家庭给社会带来的外部收益，其他任何做法，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处理外部性，正是政府大显身手的地方，也是政府存在的理由，至于如何具体操作，将会是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如能够从这个角度着眼，则不但可以平衡性别，也利于改善女性的地位和处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