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辽宁省出台规定，严禁各级领导干部在元旦春节期间违规收送钱物；对在“两节”期间违规收送钱物的，一律先行免职，再按规定处理(据12月22日《辽沈晚报》)。
节日往往是腐败行为高发的特定时段，且元旦春节尤其如此。有资料显示，受到法律惩处的落马贪官中，在春节期间肆无忌惮收受贿赂的占所有案例的31%。因此，每逢节假日临近，各地政府都会有严防节日腐败的禁令出台，这几乎已经成为公众司空见惯的常例。
但是，以辽宁此次出台的禁令为例，其内容无非是呼吁领导干部加强廉洁自律，增加对节日腐败的处罚条款，重申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检查职责——这些防范惩治措施全然没有跃出传统治理模式。最后，大家看到的景象往往是：禁令措辞一年比一年严厉，节日腐败现象却照旧屡禁不止，甚至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有关部门似乎陷入了“治理疲劳”，再也拿不出什么行之有效的新招了。
其实，审视“节日腐败”这一官场潜规则，我们应该能够体会到，“节日腐败”中必然隐含着某种中国传统文化与政治制度“基因”。要根除这一由来已久且生命力旺盛的官场陋规，则必须清除其背后的文化与制度基因；而要消除那些传承千年的文化制度基因，体制内防范惩处的传统治理办法业已力不从心。
因此，要根除“节日腐败”，求助于传统的禁令远不如引入富有现代性的新治理方法。我们不需要“雷声大、雨点小”的禁令，我们更需要官员财产公开、政府行为信息公开、新闻舆论全程监督等一系列制度的支持；我们更需要的是在公众监督下的透明而有力的执法执纪行动；我们需要的是彻底打破官场利益共同体与信息封闭格局的勇气与智慧。否则，那些绵延千年的官场陋规将永无寿终正寝之日。
毛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