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冲击接受挑战 桂林“进编”意识淡薄了

　　[核心背景]

　　“进编”就是进入人事编制。从上个世纪八十年过来的工薪族几乎都知道，参加了工作的人，在国有机关事业单位的，其人事关系就进入编制，就意味着端了“铁饭碗”。因为有了编制的人，财政会按编制拨给人头费，月工资就会“旱涝保收”。

　　于是，曾几何时，大学毕业生能分配或已工作的人能调到某单位并进了编制，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好事。甚至有许多人不惜手段托熟人，找关系，走后门，“进编”似乎就成了高人一等的贵族，“进编”也就曾一度成了某些人以权谋私的砝码。

　　然而近几年来，许多本来在编制内的人却不在乎“在编”问题了，接着辞职下海的有之，从“在编”的岗位辞职应聘到其他企事业单位、甚至是民营企业的也有之。

　　“进编”的意识为何就淡薄了？不被看重了？记者就此问题进行采访，个中原因让人有新的感悟。

　　[经济冲击]

　　人们清楚地记得，1992年以后，随着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精神鼓舞，人们对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信心更加坚定了。当时正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经济发展步子空前加快，许多在职员工或明或暗、或以“曲线”方式搞起了第二职业，千方百计想挤进“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队伍里，享受经济宽裕的生活，提前小康。

　　如今在桂林市区已置有产业的刘胜（化名）与记者谈起当年从事第二职业仍是那样激动并庆幸自己眼光超前。1992年刘胜大学外语专业毕业后，在桂北某县当中学外语老师，在一派“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教鞭不如执牛鞭”的社会环境中，他时时感到自己月收入还不如农村里一个能干的个体户，想超前开销一些就常有捉襟见肘的感觉。于是他想出一个办法，即编出自己的中学外语重点教学教案，他用此法全心教学生掌握学习外语的技巧，上课实行提问教学法，这样一来，学生大部分时间可以自学，而他自己却抽出空闲进行第二职业，周末还跑到桂林市城区处理自己的商务。由于他所带的班级学生外语成绩不落后，没出现什么问题。但因调到市区很困难，当他提出要辞掉教师职务时，有关人员惊讶地说：“你可要考虑好啊！你可是有编制的事业单位人员啊！”他却从容地说，有编制的又有多大意义呢？干到退休时月工资就是不吃不用总额也够不上他如今的存款多。他的话着实让许多人刮目相看：像这样的经济实力，进不进编已无所谓了。

　　类似刘胜这样“入编”、“在编”观念淡薄的人不少。这应该说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都受到经济浪潮的冲击，而很多人本身又在经营方面有专长，头脑灵活。或第二职业让他们积累了经营经验，于是自愿脱“编”去展示自己的才能，收获更大的成果。

　　[追求效益]

　　这些年来有两种现象让人们不容置疑：一是财政全额拨款的单位，尽管工资收入是“旱涝保收”，但涉及面广和口子大，经济开支却是有限的，当然进人更受限制。二是差额拨款或自收自支的单位（多半是事业单位或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因事业迅速发展不得不增人，只好编外进人。但由于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同工同酬的政策，加上经营得当，管理有方，事业兴旺发达，经济活跃。于是一个铁的客观事实明摆在人们面前，这些单位经济效益一般都比较好，由于是实行同工同酬，吸引到不少优秀人才，人才的反作用，使事业更兴旺发展。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年轻女士告诉记者，她原是市外某政府机关的公务员，之所以辞职到桂林应聘于某单位，是看重该单位的经济效益。她坦率地说：“年轻人工作后所面临的问题就是买房子，买车子，结婚生孩子……还要送他们上学成才子，这些都需要钱。虽然说金钱不是万能，但没有钱万万不能！一个国家经济上不去是弱国，一个家庭经济上不去无法小康。”于是，她不在乎“在编”问题了，因为“在编”单位经济效益不高。她决心趁年轻积累财富，为晚年打下厚实的经济基础。

　　像这位女士一样重效益，轻“编制”的当代知识分子不少。在今年9月某单位招聘人员的考试场上，记者看到，本来只招10人，却有应考者约200多人，不为别的，就为这单位执行政策好，经济效益好。应考者刘倩（化名）是某中学“在编”老师，在接受采访时阐述了自己淡薄“编制”的原因。她说如果继续在原单位里呆下去，走的是啃教案，熬职称、找关系的路子。就算得职称，升几级工资，一年也不就多添1000多元钱。但如果到效益好的单位，一个月就可拿到了，就算累也觉得值。

　　[对用人机制的挑战]

　　在调查采访中记者发现，这种轻“编制”重效益的意识形成，实际是对旧的用人机制的一种挑战，也是对以权谋私用人做法的不满。今年大学毕业的小周因为有关系，未经考试就顺利到某县司法部门工作，也顺利进了“编制”，但月收入仅600元。在大学毕业生就业难，要经过笔试、面试、试用期等一系列关口以后才进入阳关大道的今天，同学们对小周这种靠关系进入机关工作的事情不以为然，并讽刺说：“全靠有关系，月薪600块；买了件时装，不如打工仔！”讽刺源于两种意思：一是憎恨那些以权谋私的行为；二是感叹自己没有关系和对现在某些不公正做法的无奈。而事实上，小周的同学们能力都不差，有的在市区应聘在别的部门，有的进了民营企业，尽管不存在进不进编的问题，但月薪最低也在千元以上，3000元以下。

　　轻“编制”，重效益更是对具体单位用人办法的挑战。按国家相关规定，同类的专业技术人员必须实行同酬。目前我市大部分单位对“在编”人员和招聘人员都实行同样的待遇，同工同酬，也有些少数单位至今仍实行同工不同酬。两相比较，前者人才稳定，事业发展更适合改革要求，因为不在乎“编制”的人，都是有能力不怕竞争的人才；后者，人才不稳，发展较慢，与改革相悖，落后的还是本单位。

　　[发展的必然]

　　如何看待人们对“进编”问题意识的淡化？记者访问了在桂林高校专门从事行政管理及人力资源研究的专家。他们认为，轻“编制”，重效益、重待遇的现象是市场经济体制深入发展的必然，也是与国际接轨的必然。欧美等发达国家其实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就实行人才聘用制，在国外从大学教授到普通工人，都是聘用制，根本不存在“编制”问题。因而他们对我国文艺作品所反映的“某代课教师辛勤工作，得不到转正”的事情（指电影《凤凰琴》）感到不可理解，认为此处对你不公，可到别处应聘！而我们因为过去长期实行的所谓“在编”人事管理制度，却培育一批有依赖思想、懒惰和无危机感、无功不是过、能上不能下有浓厚的“铁饭碗”思想的人，阻碍了事业发展。

　　专家们还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东南沿海凡较早发展的地方，其实都是较早打破了人才“在编”制，用招聘方式促进人才合理流动，于是曾出现人才“孔雀东南飞”的现象，促进当地经济的繁荣。而今许多地方已试行并将全面推广的公务员末位淘汰制，正是说明依赖“在编”的思想已经是落伍的意识了。

　　来源:桂林生活网

　　责编:黄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