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中国社会的冲突与和谐之二：新力量新权利(2)

　　商会：经济新贵的聚合力量

　　民间商会俨然成势，民营企业主们开始显示出聚合的力量，拓展自己的话语空间

　　月11日，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石油业商会(CCPI)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成立。包括巴林、伊

拉克等五国驻华大使在内的多个产油国代表亲临祝贺。在外界看来，这种高规格的礼遇对于一个带有民间性质的商会似乎过于“抬举”——在此之前，三大石油巨头组成的国字号团队，从来是中国石油行业唯一的主宰。

　　CCPI理事单位，上海鹏盾船舶燃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傅炳荣等商会成员对媒体并不讳言，他们的目标之一在于消除民企进入成品油市场的不公平障碍，并在油气资源领域争取民企的国民待遇。

　　一股不可小觑的民间力量已开始生成，它被寄望于能在被高度垄断的石油板块撬开一道裂缝。

　　自我的聚合

　　实际上，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民间商会的影响力早已超出了单个行业，几乎遍布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只要有商业贸易的地方，几乎都会有民间商会的影子。”温州市工商联调研处处长赵文冕如是评价说。在中国民间商会最密集，发展最迅速的温州，赵文冕亲眼目睹了民间商会从弱小走向强大的历程。

　　外人初识民间商会的力量，大多从“2002年温州烟具行业协会力战欧盟反倾销调查”这一经典案例开始。“实际上，在此之前温州商会已经发展到一个较为成熟的程度。”赵文冕说。

　　2001年11月，温州五金商会成立“锁具维权委员会”，这被认为是商会内部自我协调的典型。这个委员会聘请独立专家鉴定委员会对行业内新产品的“外观设计”、“结构包装”、“结构设计”进行维权认定，3年来共受理了维权项目298个，其间发生侵权行为18件，最后经维权委员会调解，均以侵权厂商主动销毁模具告终。

　　自2002年至今，在温州的各行业中，由国际贸易纠纷引发的官司已有25起。其中18起，行业商会进行了应诉，大多数获得了圆满的结果。

　　此外，温州商会甚至参与了一些全国性行业标准的制定。其中温州鞋机商会的四家企业同中国皮革制鞋机械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合作，起草了5种新的产品标准草案，即将付诸实施。

　　惊人的能量

　　自1987年温州最早的商会(当时称同业公会)组建以来，民间商会无论在运行机制还是组织制度上都有了极大的提高。成立于1994年的温州服装商会自2000年开始尝试竞选会长。2003年，庄吉集团董事长陈敏当选后辞去了该公司董事长之职，成为全国首位专职民间商会会长。

　　“这里包括我在内，从会长到会员没有一个是行政人员。” 温州服装商会秘书长汪加福细述了服装商会的运行规则：会长由竞选产生，会内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在于理事会，秘书长负责执行。在一些学者眼中，那些在机制上已充分体现了志愿性、自主性、专业性的温州商会，已经具备了介于国家—社会间的“第三部门”的基本性质。

　　随着民间商会力量的崛起，其所拥有的与政府和社会之间的谈判能力也越来越强大。

　　2003年，温州家具商会建立的家具工业园区落户苍南县，被认为是商会游说政府的经典案例。温州市历来用地紧张，单个企业凭一己之力很难拿到满意的用地。商会在统计了会内企业的用地需求后，聘请专家专门设计了“家具工业园区”的规划蓝图。这个产值100亿，年纳税5亿，解决劳动就业5万人，“足以让任何县长动心”的规划图，最后让温州市苍南县与家具协会签订了4000亩的用地协议。

　　2004年另一次商家以商会为后盾集体行动的例子轰动了全国商界。6月，深圳46家商场同时拒绝刷卡，理由是银行刷卡手续费太高，商家损失大笔利润。随后，这股“罢刷”风潮席卷全国，温州、杭州、重庆、宁波、南京等地众多商家开始统一行动。7月，深圳市零售商业协会与深圳的国内银行同业公会谈判。最终，银行做出了让步，下调了刷卡费。

　　“你几乎无法判定如果给予足够的空间，这些民间商会到底会爆发出多少惊人的能量。”一位民间商会的研究者如是说。(本刊记者／孙展)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2002年和2004年的两部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目前可分为十大社会阶层。本系列文章在每一阶层中选取一人素描而就，让我们看到当今中国各色人等的生活原态

　　牛玉儒：“当官，不就是要多做些事嘛！”

　　本刊记者/刘英丽

　　2004年3月20日：上午，从呼和浩特转机北京至成都，午饭后与有关部门负责人洽谈；

　　21日：上午飞深圳，再驱车珠海，下午考察企业，晚饭后返深圳；

　　22日：上午，在深圳考察两家企业，午饭后转机北京到银川，晚10点考察银川亮化工程；

　　23日：上午考察银川城建，与市领导座谈；午饭后赴乌海市考察，连夜坐火车返呼和浩特；

　　24日：上午，向市委汇报出行收获。

　　这是牛玉儒做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委书记时的工作日记。5天5座城，南北两万里。

　　牛玉儒是50岁时担任这一职务的。之前，他下过乡，插过队，从工作的第7年开始做官。1996年11月就任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委副书记、市长， 2001年2月任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他在此前曾分别进入过中央民族学院和内蒙古管理干部学院进修。

　　2003年4月，牛玉儒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他在任总计493天，成绩斐然：呼市生产总值增速跃居全区和全国27个省会(首府)前列，提前实现了“十五”规划奋斗目标。工作人员计算过：他在呼市工作400多天，除去住院治病3个月，200多天出差在外。牛自己认为：“当官，不就是要多做些事嘛！” 而据牛的秘书介绍，牛每月的工资不超过2000元。

　　2004年8月14日牛玉儒因患肝癌去世，时年51岁。

　　李飞英：明年再上一个台阶

　　本刊记者/言咏

　　和13年前初来北京的那个22岁小姑娘相比，如今的李飞英在各方面都成熟了，言行举止中透着一股浙江商人特有的精明和干练。

　　1991年，从温州一所美发学校毕业的李飞英来北京开了一个小美发店，店的经营状况是刚够维持生活。而现在，她已有了两家美发连锁店，除此之外，还附带经营着一家茶馆，并于去年注册了公司，做美发之外的其他生意。一年的收益大概有20多万，美发仍然是最主要也最稳固的利润来源。

　　李飞英已不必再像当初一样又当老板又当雇员，只有在老顾客有要求时，她才会亲自理发。在甘家口这家大约20多平米的美发店里，她有10个雇员，设有店长。每周她会组织雇员开一次例会，对他们进行管理和培训。“要让员工为你赚钱，这样你能腾出精力去做别的事情”，李飞英说，这个浙江女商人显然已从最初的小个体工商者跃上了另一个层次。

　　在生活上，李飞英也在北京扎下根来了。2003年在万科青青家园买了一套120平米左右的房子，同时她还买了一辆车。

　　李飞英明年的目标是至少再开一家美发分店，同时再拓展一下其他生意。“人的潜力是无限的，不过，和年轻时相比，我现在对钱，对出人头地的欲望没那么强烈了，现在的心情很平和”，李飞英说。

　　个体工商户：拥有一定量的私人资本并投入生产、流通、服务业等经营活动或金融债券市场而且以此为生的人。目前，这个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为7.1%。

　　中超：资本夺权元年

　　“争权夺利”的背后，是新兴的资本与传统的权力之间，谁是足球主人的一场较量

　　在中国足协变相“牺牲”郎效农，安抚投资人后，“革命派”的核心人物徐明和罗宁才出席了12月14日～16日召开的香河会议。

　　在彼此都获得了起码的尊重之后，“革命派”首次公开承认，联赛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属于国家体育总局和足协。足协也同意“管办分离”，考虑适度下放联赛经营开发权。这是足协和投资人双方近3个月来第一次表现出了少有的克制和合作态度，甚至在会上联合起来，对拿走联赛最大的一块蛋糕——联赛电视转播权的体育总局发难。

　　从此，投资人很可能能够体面地走上中国足球的舞台，这次他们将在出钱的同时，享有更多的管理经营权——虽然这远不是他们想要的全部东西，但斗争就是妥协的艺术。

　　资本陷入权力黑洞

　　足球职业化11年的历史，就是一部资本嫁接足球的历史，而资本求欢足球，曾经浪漫也曾经甜蜜过。蜂拥而来的资本一度在从来贫瘠的中国足球土壤上营造了看起来不那么真实的奢华。

　　职业化改革释放了中国足球压抑数十年的能量，令足球热迅速燎原中国大地。甲A俨然已经成为城市的“名片”，政府向投资足球的企业实行某种政策倾斜，一些企业借此做大做强，职业足球从此进入了商品阶段。

　　这样的盛况，与当前各方争相闹退出的萧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现在的中国职业足球似已走进黑洞，俱乐部投资人看不到希望，只看到大把大把地烧钱。据统计，今年的中超联赛首轮场均观众为4000人，单场最低人数只有200人。相对于一个俱乐部每年数千万乃至上亿的投入，这几乎可忽略不计。北京现代队的全年套票只有区区50元，比一场大片的电影票还便宜。

　　让投资者愤愤不平的是，不仅是所有权和管理权，连经营权的大头(如能给俱乐部带来最大收益的电视转播权)都被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把持着。

　　在他们看来，足协独揽大权，依靠权力对市场利益的垄断，造成了现在俱乐部“高投入、高风险、低收益”，足协“低投入、低风险、高收益”的局面。投资人认为，“谁出资，谁受益”，必须从足协手里夺回与资本所有权对应的联赛管理、经营和利益分配的权力。

　　但这回，他们不希望像“前辈们”那样只是以“退出”草草了事。这些昨天还在组织打默契球的投资人，今天为了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开始集体闹革命了。

　　人们才明白，为什么明明是现代队罢赛，平素与国安俱乐部并无交情的徐明却冲到了反足协联盟的最前头，并提出了极为激进的踢开足协闹革命的纲领性方案。与徐站在一起的，是数家俱乐部的老板们，他们恃以挑战足协的，是加起来逾百亿的资产。

　　按徐明的话说：“这是一场资本革命。”它区别于中国足球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变革，是资本挑战权力的一次直接对话。

　　一次并不均衡的较量

　　显然，数十年来一直拥有中国足球最高权力的中国足协，并不会轻易屈从于资本“逼宫”——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徐明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的口气开始变软了： “中国足球的改革，必须是在中国足协的领导下，进行至上而下的改革。”

　　在接下来的会议上，足协将把设立管理中超日常工作的重要部门——“中超委员办公室”列入日程，尽管从现阶段的情况看，投资人将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联赛管理、经营权，但投资人要求派自己人掌控中超办的难度依然很大。

　　妥协是必然的结果。至少在现在，所谓资本革权力之命，更多是局外人一种美好的愿望。资本的势力可能被过分夸大了。在权力面前，他们的力量还相当有限——最后，一些人可能仍然选择逃遁，继“革命派”中的上海国际俱乐部投资方宣布明年退出联赛后，青岛颐中也选择了离开，辽宁和深圳也都在寻找买家。(本刊记者／唐磊)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