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中国社会的冲突与和谐之二：新力量新权利(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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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2月23日13:30 中国新闻周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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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挑战行政权力 谁是科学界的主人 “一般行政人员应该退出科技的决策和影响”，这同时意味着，科学家要成为科学界的主人。在逐步摆脱对行政权力完全依附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持续对科教领域内的传统权力发出挑战，是前所未有的
法国哲学家萨特有云：当一位原子能科学家在研究原子物理时，他还不是个知识分子；但当他在反对核武器的抗议信上签名时，就是个知识分子了。 科学家向科技部要权 2004年11月18日，当23位海内外科学家针对中国的科学管理体制问题，在全世界最权威的科学杂志《自然》上集体发允保堑纳矸菀卜⑸吮浠Ｋ谴痈髯缘ヒ坏难芯苛煊蜃吡顺隼矗晌泄萍冀绲闹斗肿哟怼?lt;/p> 上述文章受邀的主撰者，多为本土科学家。其中，既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张存浩等国家科技机构管理人员，也有中科院院士邹承鲁、研究员何士刚、周专等一线科研人员。 这组文章显示，科学家们在谋求对于科学管理的主动权。 正如《中国科技需要根本的转变：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科学家们希望，“一般行政人员应该退出科技的决策和影响”。 “科技发达国家，都没有一个像中国这么大权力的科技部……迄今，它已经演化成一个控制大量科技经费的部门。” 从2003年北大改革争论,到2004年科学家发难科技体制，知识分子们持续对政府管理部门在科教领域内的传统权力发出挑战，是前所未有的。 谁来领导科学 建国以来，中国在科技管理体制上，一直借鉴前苏联的管理模式，以举国之力规划和指挥科学研究。科技领域的资源和权力大多掌握在以科技部为代表的政府部门手中。作为科学家的个体知识分子，不过是计划经济下的一个个棋子，其个人地位、社会荣誉、权力大小、资金资源也完全受制于政府管理部门——事实上，科学家甚至不得不听命于掌控科研资金分配权的各级官员们。 1978年以后，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提出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造就一支宏大的科技专家队伍。与此同时，由于改革开放和一系列市场化改革，使得管理部门(如科技部)对于科学家的完全控制逐步削弱。 削弱的开端，是1985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发布，科学体制改革正式启动。 进入90年代后，随着“脑体倒挂”现象的消失，知识分子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显著提高,由“臭老九”一跃而进入社会的中上层——在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的划分中，专业技术人员被排在了十大阶层的第四位。 更为重要的是，知识分子正在逐渐摆脱对政府资源和政府权力的完全依附。从市场和社会中，他们也能获得声望、利益和资源。比如，我国科技资金已有60%来源于企业。 然而，在转轨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余威犹在，官员们仍然拥有对国家资源的控制权和支配权。由财政部直接划拨的中国科技经费(每年约150个亿)的绝大部分，仍然掌握在科技部手中。此次科学家发难的缘由，也正源于科技部在新的20年中长期科技规划中对大规模资金(可能总额达千亿之巨)的支配权。 由此，“由科学家来管理科学事务”被科学家尖锐地提上了桌面，他们认为，科学家才是科学界的主人，应该由科学家，而不是手握行政权力的官员们，来决定科学研究的目标、路径和资源分配。“争钱”的背后，某种意义上是“争权”——即钱伟长等人在1957年就提出的由“科学家来领导科学”。 与此意义相类，是更早前北大教师对北大教改方案的集体发难，他们认为，教授而不是官员，对学术和学校事务有更大发言权，正如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钢建所评论的，现代大学“独立”、“自治”的原则，要求改革由权力性利益垄断向知识性利益分化转移，也就是说，实现“教授治校”。 这样的道路，总归要走，无非迟早而已。(本刊记者/刘彦) 郑晨爱：民营企业家应该对社会发挥更大影响力 私营企业主：拥有一定数量的私人资本或固定资产并进行投资以获取利润同时雇用他人劳动的人。目前这一阶层在全国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为1%。 本刊记者/孙展 郑晨爱穿着一身自己公司生产的西服，据称这套西服市值2000元人民币。见面几乎没有什么寒暄，这个55岁的温州老板一开口就是如何让自己的企业“国际化”。 郑晨爱是温州奥奔妮服饰集团公司的董事长，他名下辖有5个子公司，员工3000人。“这个规模在温州服装业里仅仅是中等偏上的水平。”郑晨爱一面谦虚着，一面又对自己从一个裁缝，7台手工缝纫机，3万块钱起家做到现在这个规模不无自豪——如今仅服装分公司，年产值就达6000万。 这个身价不菲的老板实际上过得并不轻松，他每天8点上班，平均工作12个小时，没有星期六和星期天。时常还需要飞往欧美考察最新流行的服装款式。“当然我的压力不是打工者那样迫于生活，而是企业发展的需要。”郑晨爱说。 中专学历的郑晨爱是个“老三届”，从1986年下海做生意。回忆起当年，他说那时说自己是私营企业“根本不敢拿出手”。但从1994年之后，郑明显感觉着“每开一次全国党代会，社会地位就高一些。”1997年，郑还成为了温州服装商会党支部副书记。 现在，郑工作时间的三分之一都是消耗在各种社会活动当中。“这对企业是一种宣传，同时也是责任。我觉得如果有能力和条件，民营企业家应该对当地社会发展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NGO：为弱者代言 怒江、虎跳峡大坝之争，是原住民对试图独享资源收益的政商联盟的挑战。而站在弱者的身后，出现了正蓬勃发展的NGO力量。NGO开始频频为公共政策下利益受损的群体代言 2004年10月27日，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一位戴着褐色翻边牛仔帽的矮个儿老汉异常活跃，他不仅向大会提交了论文《水坝建设与原住民的参与权》，而且拦住每一位身挂记者胸牌的人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我认为我们当地居民应该参与到决策中来，因为我们是虎跳峡水电站最大的利益相关者”。 为弱者助力 这位57岁的老汉名叫葛全孝，云南省香格里拉县吾竹村村民，如果虎跳峡水电工程上马,他将是10万移民中的一员。 在环保NGO(非政府组织)成员来到吾竹村之前，葛全孝对大坝的全部认识仅限于：政府说了，建了电站，农民就会富起来。 但NGO用调查证明,在中国多数大型水电工程中,开发收益绝大部分被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分享,而与在此世代居住的原住民无缘。他们甚而成为受损者——他们既无制度渠道，也无能力参与到政策制定和利益分享谈判中。 2004年7月，云南的环保NGO “大众流域”到村里招募学习班学员，主题是“水坝建设和移民可持续发展”。在全村人推举下，葛全孝参加了学习班。他说，“我是在NGO的帮助下，才一点点认识到了大坝与我们的关系”。 NGO来到原住民中间,鼓励并引导他们发出声音。“学习班学员回到村里后，马上会把他们所了解到的告诉给其他村民，成为村民们的意见领袖”，环保NGO绿家园的负责人汪永晨说。 2004年2月，北京、云南十几个新闻媒体的记者和两个NGO的志愿者一起去怒江实地考察，汪永晨是其中之一。他们的初衷原是保卫生态江河，但“我们发现，当地居民对建大坝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并不了解，而且也没人问他们愿不愿意搬。” 在自然之友常务理事梁晓燕看来，公共事务的公众参与有多个层面，而草根阶层的参与是其中最为缺乏的，“移民问题实质是权益问题，环保NGO本来只是环境的代言人，但当我们发现环境问题同时关系到移民的切身利益，而他们对此几乎一无所知时，我们应该向他们传达这方面的信息，让他们自己来说话，来选择。” 汪永晨旗帜鲜明地表示，NGO并不是绝对反大坝，“如果说是反，那反的是建大坝过程中对生态的忽视，对公众参与的轻视，及建坝中的腐败现象。” 搭建公平的公共决策平台 在一些事件中，政府高层对公众的合理诉求做出了良性回应。2004年4月，温家宝总理批示怒江大坝计划暂且搁置。而北京动物园搬迁之议，政府亦表态要慎重考虑民意。 这种回应固然令人鼓舞，但公众，特别是利益相关方参与决策的机制并未形成，“建不建不是关键所在，最重要的是如何把公众参与引入行政决策机制”，汪永晨说。时至今日，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法》应该举行的大坝听证会仍是音讯渺茫。 新一届中央政府强调执政能力与科学决策，“而公众特别是利益相关人参与决策正是实现行政决策程序正当化的需要”，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汪敬认为，从发现涉及公众权益的问题，到收集公众意见，再到设计参与计划、确定参与方案，最终影响决策，NGO大有可为。 从北京动物园搬迁初战告捷，再到怒江、虎跳峡之争，NGO开始充当起公共利益代言人的新角色，他们不仅正在成为一种力量，也在搭建一个机制。另一个NGO“绿岛”的负责人张可佳相信，NGO动员下的公众参与，是中国社会民主进程的重要一步。 是年末，NGO们又开始过问起事关深圳后海20万居民的深港西部通道侧接线工程环保事件。这场自发的环保行动因为NGO的介入变得更为理性，并得到广泛的社会关注。更多的葛全孝正在站出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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