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中国社会的冲突与和谐之三：新机制新秩序(2)

　　“郎顾”之争“遗产”：国企改革纠偏

　　“郎顾”之争暂时告一段落，耐人寻味的是，作为国企改革的监管者，国资委严查国企改制的姿态自此越来越明显中央大型企业的MBO仍然难出冷宫。

　　这是2004年末，国资委对国有企业改制的最后表态。2004年12月14日，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央企负责人会议上强调：“需要注意的问题，主要是管理层收购和国有产权转让不够规范引起的各方面的议论。”“议论”之说，迅速让人联想起2004年几乎席卷经济学界的那场论战。

　　2004年8月10日，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指责顾雏军在“国退民进”过程中席卷国家财富，并强烈建议，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8月17日,顾雏军正式向香港高等法院递交诉讼状,以个人名义指控郎咸平对其构成了“诽谤罪”。由此引出“郎顾之争”。

　　在此之前，郎咸平还在媒体上发表长文，抨击海尔集团曲线MBO，实为管理层侵吞国资之举。

　　郎咸平的质疑和抨击，被看作是对国企改制该不该继续深入，二十多年来国企改革是否已走向权贵私有化深渊的诘问。围绕这条战线，经济学家站队列阵，论战开始。

　　“倒郎派”大多参与了20年来国企改革的方向设计，也就是俗称的“主流经济学家”。他们的主要论点是：国企改革的成效不容抹杀，产权改革方向不会变更。而站在郎咸平一边，痛斥国企改制是堕落向权贵私有化深渊的，多为非主流学者。值得注意的是，通常代表民意指向的网络舆论，几乎都一边倒地力挺郎咸平，成为郎顾之争中“挺郎派”的主要阵地。

　　改革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论战中的不同站队，多少影射了不同利益方在变革中的得失。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学者秦晖便提出了国企改革中“从掌勺者私分大锅饭到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的问题。这也就是今天郎咸平所指的“保姆占了主人财产”现象。国企改革的加速，使得很多必要的程序被忽略。正常的产权交易程序应该通过市场定价，由产权交易所挂牌，公示改制企业的交易信息，然后由社会各买家竞价。但在实践中，很多企业的产权改革都是由地方政府牵线做成，产权交易不过是形同虚设的程序。

　　有瑕疵的程序，使得改革中因利益分化而产生的情绪有了表达的冲动。在南京，无锡等地，工人打出了“企业改制卖卖卖，厂长洗钱快快快”的标语，以罢工、静坐等方式抗议改制。而网络上，对改制是否公正的质疑也是铺天盖地。

　　经济学家间的论战，最终以郎咸平公开声称“我只是一个学者，只是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暂时告一段落。不过，耐人寻味的是，作为国企改革的监管者，国资委严查国企改制的姿态自此越来越明显。

　　2004年9月14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关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问题的通知》，进一步规定了转让企业国有产权涉及上市公司国有股性质变化的操作办法。

　　10月29日，作为国企出资人代表的国资委以《人民日报》评论的方式回应了“郎顾之争”，提出“停止经营层持股”。

　　11月，国资委副主任李毅中亲自带队，赴广东和江苏考察国企产权改革。

　　12月，国资委首次加入全国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会议，国有资产损失和安全问题成为下阶段审计工作的重点。

　　12月13日下午，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出席2004年度中央企业负责人年终总结大会时说：“要明确大型企业不准搞管理层收购，中小企业的管理层收购也要区别情况，要规范。对于管理层收购，国资委要制定发布专门文件，做到有章可循。”

　　这可以看作今年“产权改革大争论”以来，中央政府对于国企改制中MBO的结论性说法。(本刊记者／陈晓)

　　余月新：处处游刃有余

　　周末，余月新去看他的新居，回想当年蜗居10年的小屋，这套价值150万的200多平米有5间卧室的房子，品质飞升何止三级。

　　装修监理说，余月新特别务实和细心，每一个细节都是规划好才动手，也许这正是他能够胜任中国最大的土地评估公司总经理一职的一种素质。

　　20年前，余月新大学毕业分配到一家设计单位，在这平淡的岗位上，他抓住了偶然的机会。一次参与国企海外上市的工作，使他接触到评估这个新兴行业，1995年，他的才华被一家香港公司看中，被聘主持该公司的北京办事处，他们公司曾承揽了中国公司境外上市的大部分评估业务。

　　两年前，“中地评估”以优厚条件相邀，终于将他挖到手。在这家中资公司里，你的所得是和你的贡献、你所做的项目相联系的，今年公司业绩很好，完成了中国 移动、中国 电信、中国建行等特大型项目土地评估工作，仅仅两年，余月新的“坐骑”已经由“帕萨特”换成了“沃尔沃”。

　　人们一般会认为，这样的成功人士恐怕工作压力巨大。但余月新依旧保持本色，透着质朴和随意。在年终各种繁忙工作之外，作为父亲他每天接送孩子上学，作为丈夫他陪夫人逛遍了京城大小家装城，处处游刃有余。

　　经理人员：企业中非业主身份的高中层管理人员及部分作为部门负责人的基层管理人员。目前，这一阶层在全国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为1.6%。 (本刊记者/文晔)

　　听证：构建利益博弈新平台

　　北京“新交法”立法是不同利益集团在立法进程中，通过听证这一博弈平台，所争取到的妥协结果，各方的利益，也从中得以平衡

　　2004年12月16日中午，记者在百度键入“听证”二字，156万个搜索结果弹出，其中位列第一的是新浪专题：关注北京新交法。

　　北京“新交法”与听证的直接联系发生在2004年9月3日的下午2时。当时，北京市人大就《北京市新道路交通安全法》举行这座城市历史上的首次立法听证，其中的焦点话题是“机动车负全责”。此前的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开始实施，北京市需要追踪上位法思路，修正地方交通安全法规。

　　听证前后，北京市“新交法”的相关条文有了很大的不同。据统计，民众的意见有60%获得了采纳。听证制度专家、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研究中心研究员杨雪东对本刊说，这次立法听证的影响，不亚于2001年的那场铁路价格听证会。

　　这次立法听证的力量，对比“机动车负全责”在听证前后的变化后可见端倪。

　　本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第76条中确有机动车负全责的思想，但“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

　　在北京市“新交法”提交听证会讨论的草案中，上述的限定条件没了踪影，成为机动车几乎无条件地负全责，争议就此而起。

　　这场有着明显对立观点的论战，通过网络、媒体等渠道，在北京的各个阶层展开。原因很简单，它与每个居民息息相关。北京民众在那段时间，自发形成了“有车族”和“无车族”两大阵营。

　　新浪汽车频道主编邵京宁对本刊说，民众参与热情出乎意料，而在新浪汽车留言的网民人数，也创下了这个频道的历史之最。

　　10月22日下午16时，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就该市新交法进行了表决并通过，人们发现，原来的机动车负全责条款，已被如下条款代替：机动车驾驶人在驾驶中履行了交通安全注意义务并已经采取了适当的避免交通事故的处置措施，机动车一方无过错的，按照国家规定的最低比例、额度承担赔偿责任。

　　显而易见，这是不同利益集团在立法进程中，通过听证这一博弈平台，所争取到的妥协结果，各方的利益，也从中得以平衡。用杨雪东的话来说，听证充分反映了民情、民意并广聚了民智。

　　相对于座谈会和论证，听证会中民主的意味更为浓厚。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马怀德教授对本刊说，这三种不同的会议，都是立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此前，我们在听证方面显得薄弱。

　　也正因为薄弱，听证有时也会变味。杨雪东提醒记者注意，北京市今年还有两例非常典型的不成功听证案例。

　　其一是北京世遗景点门票涨价听证会。据报道，参加听证会的代表基本认可了涨价的方案。但新华网的消息说，在他们那里留言的网民，95%反对涨价。

　　那么，听证会代表究竟代表了谁？

　　此外，还有读者指出，北京世遗景点只属于北京？难道只有北京居民才有资格参加听证会？

　　另一例则是北京市朝阳区秀水市场的撤市入厅问题。2004年7月7日，朝阳区政府官方网站正式发布“秀水街市场撤市听证会的公告”，但就在听证会前一天，有关部门却决定听证会推迟举行。5个月已经过去，听证会杳无音信，而撤市的具体步伐却已悄悄展开。

　　而根据北方工大10名学生两个月来的调研报告，秀水市场内的商户只有6%支持撤市。

　　杨雪东指出，听证作为一项科学的制度，引入我国不过11年光景，其间出现一些“变味”现象也属正常。大家需要努力的，是把成功的经验推广开来，听证中关于选拔代表、组织者超然、听证结果与裁决结果有效衔接等相关程序亟需完善。

　　北京市“新交法”听证的成功，只是迈出了构建新秩序的第一步。(本刊记者／杨中旭)

　　商业服务业员工：在商业和服务行业中从事非专业性的、非体力的和体力工作的人员。目前，这一阶层在全国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为11.2%。

　　张振钢：不敢休息

　　与北京市近7万名出租汽车司机一样，“披星戴月”是北京市四合出租汽车公司司机张振钢每日生活的常态。北京冬天清晨六点钟，寒星还隐约挂在天边，张振钢就起床了。半个小时的洗涮和早餐后，他开着他的三厢富康车上路。

　　每一天，张振钢都在忙碌和急促中度过。他常常会为空车而发愁。出租汽车公司的份钱是每月固定不变的4825元。自己休息一天，或者生病一天，每天将近120元的份钱就得自己垫上。要是摊上事故或者修车，这一两个月就等于白干了。

　　张振钢每天要干到晚上10点到12点才收车，一天工作时间差不多在15至18个小时之间。长年下来，腰酸腿疼是常有的。但是张振钢不敢休息。

　　40岁的张振钢是读完高中参加工作的。以前他是首钢的工人，下岗后开出租车已经四年。每月上交完份钱，他的收入在2000元左右。这2000元钱是他养活10岁的女儿、无业的妻子，以及年迈双亲的惟一收入。目前他们这一家五口一起住在石景山区城南路的一栋两居室里，父母住一间，他和妻女住一间。

　　张振钢最大的愿望是拥有自己的汽车经营权。如果汽车的经营权是自己的，那么，他的月收入起码要翻番，也用不着每天这样疲劳驾驶了。但这个愿望同他改善居住环境的梦想一样，目前看起来似乎仍相当遥远。(本刊记者/刘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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