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中国社会的冲突与和谐之三：新机制新秩序(3)

　　“嘉禾事件”：整肃拆迁中的行政推手

　　事实证明，“嘉禾事件”的震慑效应，直接促成了全国征地拆迁工作的良性发展

　　2004年5月，一起在当时国内堪称寻常的拆迁事件，让嘉禾这个湘南小县继2000年高考舞弊事件后再度“名扬天下”。

　　拆迁拆成“事件”，嘉禾既非始作俑者，亦非集大成者。其“赖以成名”之处，在于被中央定性为“地方政府滥用行政权力、用损害群众利益的方式搞建设的典型”，对其处理成为执政党进一步贯彻人本思想的标志性事件。

　　2003年7月，嘉禾启动占地超过12万平米的珠泉商贸城项目，为此需要动迁居民1100多户。由于相当数量的居民对拆迁条件并不接受，拆迁工作止步不前。

　　僵持之下，嘉禾县委、县政府联合下文，要求全县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做好珠泉商贸城拆迁对象中自己亲属的“四包”工作。

　　所谓“四包”，是指“包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拆迁补偿评估工作、签订好补偿协议、腾房并交付各种证件，包协助做好妥善安置工作，不无理取闹、寻衅滋事，不参与集体上访和联名告状”。

　　对不能落实“四包”责任者，则实行“两停”处理 暂停原单位工作、停发工资。对“纵容、默许亲属拒不拆迁、寻衅滋事、阻挠工作”的，将“开除或下放到边远地区工作”。

　　为了显示贯彻文件的决心，公开场合甚至挂起威胁性标语：“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

　　高压之下，受牵连的公职人员委曲求全，一些家庭甚至走到“父子相争，夫妻离婚，兄弟反目”的地步。

　　即便如此，依然有不肯就范者。于是，先后有11名公职人员，因未完成“四包”任务而受到降职、调岗等处分。更有甚者，3名反抗强烈的“钉子户”，被公安机关“捉拿归案”。

　　2004年5月8日，北京一家媒体率先披露此事，举国哗然。迫于压力，嘉禾宣布废止“四包两停”政策。

　　但媒体的追踪报道表明，这只不过是嘉禾方面的缓兵之计。在此期间，嘉禾县一边主动出击与有关上级和各路媒体周旋，一边继续推行“四包两停”政策。县领导甚至在大会上宣称，对“想趁机作乱者”，要“严惩不贷”。

　　果不其然，此前被拘留的3人，应声转为被捕。

　　态度之坚决，手段之强硬，令人咋舌。

　　外界的观感，由吃惊而愤怒，由愤怒而疑惑，至此顿呈沮丧之态。

　　但是，5月24日，随着一支由建设部副部长率领的调查组进驻嘉禾，事态迅即急转：湖南省领导高调表态支持查处；被捕3人很快获释；因“四包两停”政策被处理的公职人员，陆续恢复原职；嘉禾方面的态度也软弱下来，县领导公开承认“工作严重失误”。

　　调查结论彻底推翻了嘉禾县此前的辩解。结论表明，珠泉商贸城纯属商业开发项目，嘉禾县委、县政府不但错误地介入，还滥施行政权力，造成了严重后果。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商业开发项目的拆迁工作，应由开发商和拆迁户协商解决，政府部门不应介入。但在嘉禾事件中，积极推进拆迁工作的却一直是当地政府，绝大多数拆迁户直到签约时才见到开发商。

　　紧随其后的，是对相关人员的问责：县委书记、县长等多名官员受到撤职等重处，涉嫌触犯刑律的人员，由司法机关继续调查追究。

　　以此为契机，全国上下掀起一场针对征地拆迁工作的整顿风暴。

　　6月4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控制城镇房屋拆迁规模、严格拆迁管理的有关问题。会议特别表示，同意湖南省对嘉禾县珠泉商贸城建设中违法违规相关责任人所作出的严肃处理。

　　翌日的《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决不能用损害群众利益的方式搞建设》的社论，定性嘉禾事件为“地方政府滥用行政权力、用损害群众利益的方式搞建设的典型”。

　　卒章显志，最高层表态为事件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此后，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更切实际的规范征地拆迁工作的法规、文件相继出台。这些法规、文件无不指向一个宗旨，即坚决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利。

　　事实证明，嘉禾事件的震慑效应，直接促成了全国征地拆迁工作的良性发展。来自中纪委、监察部的消息称，2004年尤其是5月下旬以来，拆迁中的群体性上访、越级上访事件已有所下降，各地对拆迁规模的管理趋于科学有序。(本刊记者/秦新安)

　　苟兴会：对未来还未曾考虑

　　把织机机头从左推到右，再从右推到左，横机工苟兴会一天的工作就是这样开始的。如果中间没有别的事情打断，她就会站在机器旁一直重复这几个动作，有时会停下来挑几针。从早上7点钟直干到下午6点——在生产旺季，这个时间还需要延长到晚上9点。

　　“我早就习惯了。”苟兴会一边回答记者的问题，一边并没有停下手中的活计。苟兴会今年37岁，4年前来到浙江温岭一家羊毛衫厂打工。4年来，她一直是以这样的动作不停地工作，一天大概可以编织6-9件V领羊毛衫。按照温岭当地的工价，她可以挣到50元左右。

　　这里的生活对于苟兴会来说，有时虽然会“觉得枯燥”，但比起老家四川南充，她还是更愿意呆在这里。初中毕业后的苟兴会就再也未能进过学校。“那时候家里人多负担重，光靠种地根本念不起学。”1990年苟兴会曾到在北京一家医院做清洁工，一个月工资只有150元。2000年，她随丈夫到了温岭。

　　离家外出打工10多年之后，苟兴会甚至记不得家里到底分种有多少土地。已经3年没有回过家的苟兴会希望今年过年可以回家看看。她说现在的想法就是和丈夫一起多挣些钱，供孩子上学。对于未来，苟兴会说“自己从来未曾考虑过”。

　　信访改制的石狮版本

　　石狮的经验表明，信访联席会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信访“只转不办”的制度性尴尬

　　福建石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水源花了

　　一个多小时来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阐释石狮市的“信访联席会议制度”，为此他推迟了市人大常委会的一次会议。

　　石狮于2004年5月18日开始实行“市人大与一府两院的信访联席会议制度”。每个季度开一次会，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和市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监察局、国土规划建设局、环保局、民政局、市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单位的信访部门与会，同时邀请市纪委、市委政法委、市政协、信访局参加。每个单位选派一位主管领导和一名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满满当当坐在会议室，在上访的问题中选取几个涉及人数多、牵扯单位广、影响面大的主要议题。下次会议则讨论上次议题的落实情况，再选出新问题。

　　5月份的议题是“弃婴安养”、“生活无着和流弃人员的安置”等。弃婴安养牵扯到民政、公安、计生和卫生部门。如今，由民政局牵头，市财政出钱，有关部门正在修建一所可容纳弃婴、生活无着和流弃人员的福利中心，大楼已经奠基。不久前的会议又确定了“劳资纠纷”、“医疗事故”等新议题。

　　当时石狮市想要建立信访联席会议制度是因为看到信访者不断到不同部门去反映同一问题。5月份至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水源已组织了三次联席会议。他对该制度的满意溢于言表：“今年信访的数量相较往年有明显减少，信访局接待的下降了30%，也没有越级上访和群体上访了。”

　　今年8月，根据胡锦涛总书记的批示，中央也建立了 “信访联席会议”制度，即“中央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制度”。该联席会议包括中央办公厅、国家信访局、北京市政府等28个部门和单位。根据目前群众来访反映突出的问题，联席会议成立了5个专项工作小组(农民土地征用问题是其中之一)，每个小组设有具体负责人，并每月定期举行会议。

　　信访制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救济方式，它从确立之初历经了几次功能演变。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应星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从1951年至1979年为大众动员型信访，这时期的信访受政治运动影响，主要以揭发问题和要求落实政策为主。从1979年至1982年为拨乱反正型信访，这一时期，信访迅速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边缘走到了中心，规模史无前例，主要内容是要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从1982年至今，应星将其概括为安定团结型信访，信访最主要的功能转变为化解纠纷、实现救济。

　　如今，这个“特有的救济方式”却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各级信访机构对信访案件层层转办，导致问题不断升级，向中央聚集；信访机构林立，缺少统领机关；信访责重权轻，导致集体行动增加等等。信访制度已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问题在于，到底该怎么改。

　　“信访联席会议制度”是对信访制度的强化和改善。有学者进一步建议，把信访全部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来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以加强系统性和协调性。(本刊记者/刘英丽)

　　培育社会理性

　　我们熟悉“重建我们的精神”这样的提法，还不熟悉“重建我们的社会”这样的提法，包括重建我们社会的理性，培育我们社会成员自我调节、人们之间互相调节的能力

　　在嘉禾拆迁事件中，该县政法委书记扬言“你打死我是谋害国家干部，我还手了那是打死反革命分子”，此种心态，是社会发展的大碍。

　　拆迁的问题，不属于政治问题，不管是要求拆迁的一方，还是不愿意离开家园的民众，所表达的是他们的利益诉求。在当今社会中，各人从自己的利益着眼，不同的人们有不同的利益要求，不同利益之间的迅速分殊、分化，乃至矛盾对立，应该看作最正常不过、天经地义的事情。只要是有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地方，就有这类矛盾的发生。每天太阳升起，劳资双方、买卖双方、租赁双方之间等等，都有可能发生利益矛盾和冲突。一般来说，它们并不发生在政府大院周围，不是冲着政府来的，人们需要用另外的思路和眼光来对待它们，称之为“社会矛盾”或许更为恰当。

　　言利时代的社会矛盾

　　以利益诉求为目标，“社会矛盾”呈现出一系列特点：首先它发生的范围是局部性的，与此有关的主要是矛盾着的双方。比如涉及到一条街的市容整顿，需要拆除某些建筑，不管遇到多大阻力，反对的力量总是来自极少数人，很可能住在街对面的人，便对这件事情采取一种不闻不问的态度。利益把人们分离开来，不关自己利益的事情，人们便会束之高阁。出租汽车司机为了争取自己的正当利益而停运，但是一般乘车的人却会因此感到不满。因此，对局部性矛盾加以普遍化的联想，习惯于“见到风就是雨”，动辄宣称“山雨欲来风满楼”，都是没有实际根据和需要改变的思路。

　　其次，“社会矛盾”有它的暂时性。这类矛盾针对性很强，目标具体明确，一旦达成，便马上撤兵。银川出租汽车罢工事件，源于7月28日《银川晚报》上颁布的两份出租汽车新的管理条约，司机们觉得这些新规定对他们的利益伤害很大，不约而同地开始罢驶，引起市面上的不安。8月2日晚间，当地电视台播出两个新文件立即停止执行。8月3日上午，街上的出租车便多了起来，至3日下午，一切已经恢复正常。同样，讨要工钱的民工，一旦薪水到手，马上便会停止对抗，继续原来的生活和工作。

　　第三，不可忽视的是，因为“社会矛盾”涉及利益层面，往往还是涉及人们生产生活的根本利益，所以容易比较激烈。比如生活住房就是人们的根本利益，一个人不管他干什么，他都需要一个安身的地方，就像连天上的鸟儿也需要一个栖息之地。土地是农民的根本利益，“耕者有其田”，是历代社会改革者最吸引人的响亮口号。因而一旦强迫居住者搬离他们的房屋，强迫农民离开他们祖祖辈辈耕种养息的土地，必然可能引起最为剧烈的抵抗。剥夺了他们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源，人们感到已经没有后退的余地。之所以激烈，也在于只要人们利害关系一致，他就会自动站队，无需动员，因而容易造成群体性事件，能够将人们分离开来的切身利益，也能够将人们紧密地集合起来。银川出租汽车事件中，该市一位官员感慨：“政府没想到业主们的反应那么激烈，也没想到他们这次这么齐心。”错了，这是应该想到的。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社会矛盾，都必然发展为群体性事件。

　　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相剥离

　　解决社会矛盾，关键在于找到合适的方法。应该说，处理人们的利益纠纷，对我们的社会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话题。很可能，从前人们处理矛盾的方法，到目前不再适用。比如文章开头的那位政法委书记，将与他对峙的人们当作政治上的敌人(“反革命分子”)，其实是自己给自己制造政治上的对立面，将矛盾升级。比较好的办法，是将社会问题从政治问题中剥离出来，不把社会矛盾当作政治矛盾，不把争取自己利益的人们看作是朝向政府的某种挑衅，从而把社会的利益纷争限制在社会领域之内，就社会矛盾的性质加以处理。

　　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同样不能解决和消除社会矛盾。因为社会矛盾往往发生在行政系统之外，是政令不能到达的地方。比如在商家和顾客之间、房地产商人和业主之间、雇主和被雇佣者之间、矿工和矿主之间，能够对于双方构成约束的，只能是法律和有法律功能的各种协议。万一出现政府到场的情况，也只能根据已有的相关法律协议，作为解决矛盾的依据，政府不能重新拿出别的依据。在这个意义上，让工人及时得到自己的劳动薪水，根本上是一个法律行为，而不是由政府来实施的行政举动。

　　当然，如果引起矛盾的一方便是政府颁布的政令，像引发银川出租司机罢工的原因在于市政府颁发的文件本身，政府只有再次运用行政命令的手段，自行取消由自己颁布的、直接和人民群众利益相冲突的政策文件。解铃还需系铃人。在不可阻挡的种种社会矛盾面前，政府所扮演的应该是一个调解者、调节人的角色，而不是进一步引发社会对立的主弹簧。

　　启用“社会协商”机制

　　我们曾经熟悉的一个词叫做“政治协商”。今天，在有了那么多社会问题、社会冲突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启用“社会协商”这样的思路。“协商”的思路是“共存”“共生”的思路，而要实现“共存”，就得承认不同的人们有不同的出发点、利益和要求。这就像市面上做买卖，买家和卖家在价格问题上的意见永远是有分歧的，个人为自己着想，这是一个起码的常识。因此不能以为别人有自己的想法要求，就是挡你的道，就是跟你作对，只是他也要活下去，要生存，要有一口饭吃和一个自己的窝。你若把他的窝端了，这就不是共存的态度。

　　说矛盾和分歧不可避免，不等于说人们之间只能永远硝烟不断。相反，利益是可以互相对话、互相交换和互相满足的。利益社会也是一个交换社会，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一上来便分析的商品交换、劳动交换，交换活动是利益社会得以存在的基础。交换一定要讲公道、公平，但交换的根本前提在于自愿，是他本人自愿、心甘情愿跟你做这笔生意，要是他不愿意，不管开出怎样的天价，人家不干，你也没有办法。你不能强迫他，不能拿走他已经有的东西，那是属于他的，一点没错。交换不成怎么办？进一步交换、进一步讨价还价。再不成怎么办？再讨价还价、再交换。反正你不能把他抓起来。利益总是互为依存的，既然双方发生了接触，那么就有利益重合的地方，你通过让别人得到满足，而自己也得到了满足。你给他一条路，你也给你自己一条路。

　　如果已经发生对立冲突，就需要坐下来谈谈，谈判并不丢面子，而是为了缩小成本。利益交易的主体应该是“理性人”，知道驱利避害并有一定的前瞻性，知道如果不能得到进一步的东西，那么起码应该保护和保存已经有的东西，不能连人带本赔进去，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这就需要随时准备调整自己的计划，听取和尊重对方意见，见机行事。因此，能够放一放的计划，就不要马上实施；能够与对方坐着把问题解决的，就不要闹到站起来拍桌子；能够在屋子里协商解决的，就不要发展到大街上去。有些事情不去做也没有关系，不要一天到晚忙忙碌碌，越搞越坏。

　　重建社会理性

　　我们熟悉“重建我们的精神”这样的提法，还不熟悉“重建我们的社会”这样的提法，包括重建我们社会的理性，培育我们社会成员自我调节、人们之间互相调节的能力。某种精神、道德是由特定社会的人们共同培育出来的，是在他们共同的社会生活中互相磨合、互相砥砺的结果，而不是任何圣贤精英的设计和呼吁的结果。除非我们从社会生活中开始学习谈判、协商、讨价还价、让步、节制、缔约和守约，让它们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习惯和行为规则，否则，我们不能指望由某个纸上的条文制度能够提供它们。若社会生活中没有的东西，制度中便不可能有。制度反映社会生活，将社会生活中的规则习惯吸收到自身中来，它本身并不创造和带来什么。(文/崔卫平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唐荣军：为妻有病白了头

　　农业劳动者：承包集体所有的耕地进行家庭经营，以农业为惟一或主要的职业，并以农业为惟一或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目前，这一阶层在全国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为42.9%。

　　农历十月，天冷气清。趁着月色，湖南永州市鸟塘铺乡农民唐荣军挑着刚榨好的茶油往家赶。村口的恶狗蹿上来狂吠，他理都不理。

　　在当地，榨茶油是比秋收还喜庆的事儿。它象征着一年的农活彻底干完，可以开始坐等“年三十晚上喝酒吃肉”。可唐荣军的脸上没有任何喜色。他盘算着：两桶油，100斤，每斤9元，共计900元——可以给妻子洗三次血。

　　唐的妻子得了尿毒症。农村人把透析叫做“洗血”。

　　这“洗血”，便是以血汗来洗。

　　唐荣军今年50岁，家里承包责任田10亩。一年卖粮可得5600元，养猪每年可得2000元。但夫妻俩因两次失败的结扎手术，竟有四个孩子。这在农村，不是幸事，是灾难。从老大迈进村小学开始，唐家每年便真的只有年三十晚上才敢吃肉了。

　　这样的家庭，却又多出个这样的病人，无异于雪上加霜。一年前接到妻子的诊断报告时，唐荣军一夜白了头。

　　从妻子发病至今，医疗费已用去3万多元。卖光借遍后，两个尚未成年的儿子便南下打工，每月寄钱回来给母亲保命。现在，家里共欠债2万余元。

　　别人劝说，算了吧，那种病，忍忍心，也就过去了。唐荣军顿时眼圈发红，“她跟着我苦了一辈子，怎舍得……”

　　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无固定职业的劳动年龄人群。目前，这一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为4.8%。

　　余永革：“能找到这样的工作很幸运”

　　本刊记者/言咏

　　下岗两年多后，52岁的余永革在北京阜外地区南营房社区居委会找到了一份劳动保障协管的工作，每个月700元。余永革已经很满意了，当通知被录用时，那种高兴和激动的心情，就像“吃奶的孩子找到娘”一样。

　　余永革16岁那年下乡插队到了内蒙古，5年后被送到大连铁路司机学校上学，然后被分配到大兴安岭伊图里河铁路分局，一干就是18年。1993年调回北京，在公交总公司招待所上班。但1996年招待所改成自负盈亏。由于年年亏损，从2001年起，余永革就下岗了，2003年他以6万元被买断工龄。

　　刚下岗那会儿，余永革特失落，没着没落的。特别是被买断工龄之后，更是愁得不得了，因为这意味着从此彻底和单位脱离了关系。

　　为了生活，余永革干过不少临时工，在海鲜馆洗过盘子，一天10元；替眼镜店值过夜班，一个月500元，直到2003年6月，找到现在这份工作。

　　余永革把每个月的开销控制在500元左右，节余的留存起来。“有点紧，但够花，而且有保障”。和一些拿着高薪的白领相比，余永革反而显得很满足：他住在当年单位分配的一间半简易楼里，每天从家骑车到居委会上班，不过3分钟的路程；按时上下班；回家自己开火做饭。他对于物质也没有过多的要求。“我年龄大，学历不高，能找到这样的工作真算很幸运”，余永革说。(本刊记者/秦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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