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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机关官员陈瑞军艾滋村里被病人六次包围(2)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2月23日16:19 南方周末

  造血

  陈瑞军把自己在文楼的工作分为两部分,以5月底为界,前面3个月主要搞硬件工程建设,后面3个月,是“想办法让文楼人挣钱”。

  文楼人挣钱最多的时候,就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这10年卖血期间。“袖管一卷50元”,卖血几乎是那时候村里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如今村里一户户整齐的青瓦房,就是那时候用卖血钱盖起来的。“你看有这号青瓦房的,就是卖过血的”。

  1995年以后,“血浆经济”被明令禁止。如今,文楼全村820户3211人,几乎都靠着人均不到1亩地的收成过日子。

  文楼村的男人们也尝试过外出打工,王清最远到过海南,他是健康人,但招工单位一看他的身份证上写着“上蔡县”几个字,就忙不迭的把他赶了出去。和王清的遭遇相同,大多数外出谋活儿的村民都遭到了拒绝。“其实出去的基本上是健康人,生病的也走不远,但人家就是怕。”王清说。

  陈瑞军和工作组采取的办法是发展养猪。他向村民宣布,买回3个猪崽饲养,工作组补助300元钱。养猪存栏20头,猪圈5个以上,可以申请小额农业贷款。

  但大部分村民对养猪政策并不满意。聚集在村口的村民议论说,如今一个猪崽就要400元钱,家里连1个猪崽的钱也拿不出来,更别说买3个。那300元补助,自然是拿不到的。“你去跟上面说一说,先发钱再养猪。”村民们建议。

  但陈瑞军坚持先养猪后发钱。“我们财力有限,只能帮下定决心想办法治富的人。”村支书刘月梅的话更直接,“我怎么知道你拿了钱去不去养猪!”

  有的村民把这种养猪政策称为“扶富不扶贫”,“扶的都是有点钱的,我们真正穷的沾不到边。”

  村民刘文章就是在这样的互相怀疑和争吵之中养起了50头猪。3个月后,猪崽长到200斤重,刘文章以4元4角一斤的价格把猪全卖给了来收猪的贩子。除去饲料和医药费,每头猪赚了200元。还了部分借款,刘文章用剩下的钱又买了40头猪崽,谁想9月份遭了猪瘟。

  现在养在圈里的是刘文章刚刚买进的第3批50头猪崽。这批猪崽价格实在很高,合400多元一头,刘文章估计,这一批又赚不了钱。

  刘文章的苦恼在于,他完全琢磨不透生猪的行市。村里曾经请县里畜牧学校的老师来讲过一晚上的课,刘文章去听了,讲的都是养殖技术,对于刘文章最想知道的,却没有涉及。“我们反正就是养,赔还是赚,就跟撞大运一样。”刘文章的妻子说。

  而刘文章的苦恼同样是村里其他养猪户和蔬菜种植户的苦恼。除此之外,农业技术的缺乏,资金的匮乏,也同样困扰着希望通过自身努力致富的村民们,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艰难的起步,却发现问题接踵而来。

  在陈瑞军努力实施“造血工程”的近半年后,少数村民养起了猪,还有几户人打算尝试种种大棚菜。而大多数没有钱买猪崽更没有钱建大棚的文楼人,依然只能靠着人均7分地的收成艰难度日。陈瑞军尝试给他们指出几条致富的道路,但他们无力行走。

  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无法否认,陈瑞军所倡导的养殖种植计划,和大多数人还是没有关系。12月已是农闲时节,对于和程松华一样的大多数文楼男人来说,一天中的大部分内容就是结伴挤在村口小卖部的墙根下,享受太阳带来的暖意。昼短夜长,太阳一西斜,寒冷的空气便迅速充塞了阳光移走后的阴影,文楼的男人们便追随着阳光挤成一堆,慢慢的,从小卖部的东头一直挪到西头。

  回顾自己的工作,陈瑞军有些怅然若失,他坚持认为“自己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承认“造血”的效果不很显著。

  无论如何,陈瑞军给文楼留下的最显著的成果,还是柏油路和水井,是品字形建筑群。毕竟,只要上面拨款,工作组认真规划,“硬指标”不难完成;但要从根本改变一个村庄的生命力,一个人或者一个工作组的力量,都显得太单薄了。

  调和

  在文楼南面公路旁的麦田里,一溜坟头在尺把高的麦苗丛中显得分外扎眼。村民老苏说,坟头上没长草,土色还比较深的,就是新坟,“都是今年入冬以来死掉的病号”。

  在谈论死亡的时候,村民们,其中大多数是艾滋病感染者,显得都很平静。“养猪大户”刘文章靠着自家的门板,抽着烟说,这个病反正是要死的,他现在惟一的奔头就是养猪挣钱,好给在上蔡学修车的大儿子开个修车铺;把还在念中学的小儿子供上大学。“我要他们都学出本事,离开这里,最好离开上蔡,到外面去发展。”

  陈瑞军走的时候,给文楼留下了“协会”这个文楼人本来陌生的组织。建立协会的初衷,来源于陈瑞军在养猪问题上和村委会的分歧。陈瑞军主张将补助款分散给各养种殖户,由村民自己努力致富;但村干部们则希望将款项集中起来,发展集体经济。

  “集体经济由集体来搞,肯定搞死。我在农村那么多年还不知道?”陈瑞军说。为了以示公平和清白,陈瑞军建立了养猪协会和蔬菜协会,将款项分配权下放给养殖种植户,“自己只抓大的政策”。

  协会由养殖种植大户和积极分子组成,养猪和大棚菜补助款的分配,就由协会开会说了算。

  此后,陈瑞军又将村里原有的艾滋病协会“收编”,将管理村里艾滋病人杂务的权力下放给艾滋病协会。例如村里成立秧歌队、锣鼓队,陈瑞军只跑经费、请老师,其他人员安排、服装分配,一律由协会开会说了算。秧歌队和锣鼓队一度成为村民参与积极性最高的群众娱乐活动。

  现在,文楼人已经习惯于向村里的各种协会寻求帮助。陈瑞军的协会还无意中培养了文楼人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与习惯。如今,在村口晒太阳的村民们也会经常谈到村务公开、村账目公示等话题。

  村民们特意提到,文楼好几年没开过村民大会和党员会,也没有进行过选举了,应该把这两个会和选举恢复起来,决定村里的大小事务。在和村干部吵架的时候,“开会”和“选举”,总是被村民们提到最多的词。只是,村民们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把吵架时的用词转化成实际行动。

  除开充当村干部和村民间的中间人,陈瑞军还要小心协调村里健康人和艾滋病人的关系。

  在如今的文楼,健康人和艾滋病人已经可以没有什么顾忌地在一起说笑玩乐,几年前互不往来的境况业已消失;但一涉及婚嫁,或事关利益,文楼又似乎会立即分成健康的和带病的两半。陈瑞军也很难对此作出解释,他只是觉得,时间再长些,政府再做做工作,情况或许会更好一些。

  刘庄

  相对于全国闻名的文楼村,其他艾滋病高发村一年来的帮扶工作又不尽相同。

  刘庄村的李秀花有些孤零零地站在村子西头,一开始,她不太愿意承认自己是艾滋病患者。不远处一个老头儿大声地呵斥她,是就是嘛,没什么不好承认的!

  但几十米外,一群聚在一起聊天的人却向李秀花抛来有些鄙夷的眼光,“我们跟他们不来往,我们是健康人。”一个男人说。

  刘庄全村3188人,感染108人。艾滋病患者,在刘庄属于一个相对较小的群体,和文楼的相比,他们也显得弱势得多。

  “我们这里的艾滋病人比较听话。”刘庄村帮扶工作组长、河南省广播电台人事处主任王良杰说。对于村里还普遍存在的歧视,王主任有着自己的解释,“这说明村民们对艾滋病有认识,有警惕心,说明我们防治宣传工作到位”。

  刘庄村帮扶工作组同样搞了“六个一工程”,只是规模相对文楼都要小一些。

  和文楼发展个体经济不同,帮扶工作组在刘庄村选择了发展集体经济。同样是养猪,刘庄成立了一个种猪场。

  猪场共投资42万元,其中村委会以合作社申请扶贫款12万,作为村集体股权;此外,在股权结构说明书上,还标明了村民股权10万。

  王良杰介绍,这10万村民股权,分别由村支书、副主任和村会计投资4万、3万、3万构成。而他们的投资款,是向县农业银行申请的农业小额贷款。

  王良杰认为,这说明了刘庄村村干部的致富能力和带头作用。“他们投这个资,也是要担风险的。”此外,王良杰还介绍,村里农业小额贷款的发放审批权在村委会。

  但相当数量的村民,包括艾滋病感染者和健康人,都对王良杰的看法表示了不同意见。村民刘小林说,村民申请贷款,根本就不会批。

  但的确,刘庄的村民“比较听话”,艾滋病感染者李秀花就说,现在吃药不要钱,隔几个月还能发40元钱补助,再加上地里的麦子,一家人是饿不死了,她已经很满足了。她现在惟一关心的是,今后猪场开工了,能不能进去当个工人。

  离任

  8月28日,已经在文楼驻村6个月的陈瑞军,接到省卫生厅的通知,回省厅继续主持全省爱国卫生工作,文楼村工作队长由省卫生厅副厅长刘学周接任。

  让陈瑞军感到满足的是,他离任的那天,曾经给过他脸色、吐过他唾沫的文楼村民们又一次围住了村委会,不让他离开,希望他一直为文楼工作。陈瑞军后来不得已谎称只是回家看病才得以离开,上车时连行李都没敢拿。

  陈瑞军的驻村干部生涯,总共被艾滋病人围过6次。从前5次的惊心动魄、辱骂威胁,到最后一次的恋恋不舍、极力挽留,一位特殊岗位上的官员给一个特殊的群体留下了梦想和努力,也留下了对现实的思考。

  对于刘庄村的驻村干部王良杰来说,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不久后的验收撰写工作报告,“我已经写了两稿了,还准备再改一稿。”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有村干部进来找王良杰借武侠小说,顺便把上次借的书还了。

  王良杰把还来的书扔在自己的床上,在十多平米的房间内,摆着3张搭着行军帐篷的木板床。王良杰透露说,对于驻村干部们来说,“床”可是个敏感词汇。曾经有干部抱怨村里床睡着难受,被某媒体写了出来,当时的省委李克强书记看到后进行了严肃批评,认为驻村干部不能吃苦,专门开会指出了这个问题。

  陈瑞军回忆说,开始几个月,确实有不少干部老往回跑,或者是住在县城里。

  今年5月,针对驻村干部中出现的一些脱离群众的现象,河南省专门就此开了一个整风会,严厉批评了“走过场”、“混资历”等行为。

  据陈瑞军透露,目前河南省委已经初步决定,将继续抽调干部,把驻村帮扶工作延长到3年。王良杰则说,广电系统派了4名干部轮流值班,“办公室电话机旁边随时有人”。(本报记者 曹筠武/文 柴春芽/图)

  (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部分艾滋病人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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