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杨耕身来源： 摘编自《沈阳今报》12月20日
“狗患”成为政府或公民共同面临的公共难题，但是如何“治犬”则面临着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分野。那么，如何在治理中避免二者的冲突，最大化增进公共利益，则是体现一种治理活动是否善治的根本所在。而对贵阳这一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审视，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公民社会图景，以及“治犬”思路上的善治路径。
首先，始于民意的公共政策需求。2003年底，贵阳市人大在全国率先向社会公开征集立法计划意见，市民纷纷表达希望制订养犬法规的意见。第二，民意主导下的公共政策制定。贵阳市人大最终根据民意对草案作了较大修改。第三，法治原则之下，倚重于自治的公共政策执行。居委会及业主委员会成为养犬管理主体，开展依法养犬教育，通过召开居民、业主会议等形式，订立养犬公约。
这个过程，实则是公民社会中政府与公民之间良性互动与合作的一个样本。在“治犬”政策中，政府不再拥有那种单方面制定禁养、限养、严管公共政策的强势话语权；公民则能够通过正常而合法的途径参与政策的制定，并在与包括政府在内的利益团体的博弈中达成协商，从而产生能够得到广泛认同并遵守的社会契约。
善治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表明政府与公民之间存在着良好的合作。以“治犬”而言，贵阳做法的可贵就在于它所体现的善治努力。而与此做法不同的是：截至目前，我国已有24个城市制定出台了养犬法规，且绝大多数城市都以限养、严管为主。高门槛的思路以及政府单方面的强制行为，于治愈“狗患”毫无裨益。
一个社会的公共治理远非治犬一项，任何一项公共政策如何达到善治、如何体现政府与公民的互动与合作，贵阳“治犬”思路中的善治路径值得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