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帆
道德意识的觉醒，实际问题的解决，往往并不靠强制摊派或利益诱导奏效。
最近，北京一些高校又因“指标献血”问题起了争议。学生们认为，献血固然是好事，但学校拿毕业证、保研资格甚
至入党资格要胁，与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相悖。
无论是学校，还是行政主管机关，在潜意识里都认为献血是大学生们应尽的义务，也是衡量公德心的标准，那么，将
此作为保研或推荐工作的门槛都不为过。
若仅仅是潜意识倒也罢了，当我们打开各地的相关法规，或许能透视到这类心理的制度渊源。比如，《北京市公民义
务献血条例》第2条规定：“义务献血是每个适龄、健康公民应尽的社会义务。”又如，《宁波市公民义务献血条例》明确规
定：“本市及外省市来甬居住一年以上的公民中适龄、健康者每五年均应履行一次献血义务。”此外，长沙、徐州、济南等地
也纷纷以地方性法规形式为公民设定献血义务。上海市虽然在《上海市民义务献血条例》中“倡导公民自愿献血”，可依然把
“义务”二字列在条例之前。
所谓义务，是宪法或法律规定，为某种特定利益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必要性。没有法律依据，则权利不可剥夺，义务
不可创设。血液作为人体重要组成部分，与我们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密切相关。因此，对自己血液的保有与维持，显然是公民的
基本权利。审视我国法律，无论是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还是《献血法》，都没有把献血作为公民的义务。
《献血法》规定：“国家实行无偿献血制度”，而无偿献血与义务献血相比是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前者针对有偿献
血而言,后者则是强制性的法律要求。按照我国法律规定，法律的效力应该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而上述条例在
内容上却超越法律，把献血设定为一种义务，显然是没有任何依据的。
可以说，在血浆普遍紧缺的情况下，主动献血拯救他人生命值得大力提倡，道德上也应予以肯定与弘扬。可是，个人
自律和良心约束的问题，应该在道德范畴内调整。如果地方立法者在设立法规时抱着“泛道德主义”的立场，就会把伦理道德
的因素注入强制性规范，最终让法规沦为带了刀把的礼法纲常。而这恰恰是长期被义务本位意识主导的中国社会在发展中应极
力避免的。
事实上，道德意识的觉醒，实际问题的解决，往往并不靠强制摊派或利益诱导奏效。在一些高校，献血车定期开进校
园，即使没有校方出面，大学生们一样踊跃献血，且往往超过学校组织采血的效果。这恰恰说明，摆脱对强制的抵触情绪后，
通过对公益意识的倡导，通过对血液健康科学的宣传，大家都能意识到献血是件利己利人的好事，从而自由、自愿地做出自己
的判断和选择。(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