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人物:孙武胜——农民工“讨薪代言人”

　　孙武胜：农民工“讨薪代言人”本报记者 郭佳平新闻链接

　　在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会同建设部等部门共同发起的全国性“清欠风暴”中，共帮助农民工追回2003年和历年被拖欠的工资253.8亿元，占拖欠工资总额的79.1%。其中，清欠2003年当年拖欠的工资156.82亿元，超过当年拖欠工资总额的96%。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建设部联合发布并施行《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办法》，建筑业企业今后将把工资直接发给农民工本人，而不是通过“包工头”或其他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和个人转发。

　　国务院发布《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报酬的、或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或解除劳动合同未依法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用人单位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

　　司法部、建设部联合发出《关于为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的通知》，要求充分发挥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的职能作用，运用法律手段切实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以及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对于经济确有困难又达不到法律援助条件的农民工，可以适当减少或免除律师费。

　　眼下又到年底了，对于在外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的农民工来说，能否拿到工钱高高兴兴回家过年，等待他们的将是一个怎样的年关，这是他们最最关注的话题

　　他不是律师，不是原告，也不是被告，但他却在一百五十多件诉讼中担当着重要角色。他叫孙武胜，一个来自陕西富平的农民工。他以公民代理的身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帮助上千农民工讨回了两百三十多万元的血汗钱　联系采访孙武胜并不容易，电话打过去，不是他到临潼开庭去了，就是到咸阳调查去了。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小朱说，年底了，孙武胜更忙了，忙着到法院出庭，忙着接待来访的民工，还要忙着接受报纸、电视台的采访。星期天来吧，一般那时候老孙在所里接待来访的民工。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已经商定的采访，又因那天他要到河北电视台录制节目，见面地点由西安改到了石家庄。

　　今年46岁的孙武胜，中等身材，宽大的额头下面一副憨厚的面容，言谈中透着一股朴实无华、古道热肠的西北汉子味。他虽不是律师，每天的时间安排却比一个职业律师还要忙、还要累。因为在西安，在广大农民工的心里，孙武胜就是一个律师，一个完全属于农民工的律师。他以公民代理的身份专门为农民工代理案件，已经打了一百五十多场官司，平均两天多就是一件。

　　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都能看到，哪里有新修的柏油马路，哪里有新建的高空架桥，哪里有一座座新建的高楼大厦，哪里就有农民工流下的汗水，甚至连城市里花草树木的养护也都出自农民工之手。他们用双手为城市带来日新月异的变化。

　　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可能没看到，这些建设者们吃的是粗糙的饭菜，住的是简陋的工棚，无论是数九寒天，还是三伏酷暑，为了保证工期按时完成，他们不顾风吹日晒、没日没夜地加班加点。但是，他们凭苦力挣得的血汗钱，却被有些黑心的老板拖欠或克扣了，有的甚至一拖就是几年。

　　进城务工的农民，大多是20岁到50岁的青壮年，他们不仅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更是家庭经济来源的主要依靠。面对生活的沉重压力，一些被逼急了的农民工为了讨要工钱，不惜采取过激的行为，有的甚至是登上楼顶，爬上塔吊，以死相挟，不惜为此付出血的代价。

　　今年的10月19日，为了要回被拖欠了四个多月的工资，从四川来西安打工的杨大勇和几十位工友来到了当初的施工工地，他们打出了横幅，向开发商讨要血汗钱。孙武胜说，他们用这种方式来要钱也是迫不得已，因为当初跟他们签订合同的老板在工程快结束时突然消失了，一直找不到人影，而这个老板的上一级公司又以中间更换了法定代表人为由，拒不支付工钱，最后工人们只好来工地找开发商要钱。他们没有想到，开发商竟敢指使手下，抡起大棍子追着殴打民工，结果，跑在后面的杨大勇和另一个民工被打得腿骨骨折。

　　“社会上哪个阶层的人会用这样的方法讨要工钱？而农民工讨工钱为什么要付出这样的代价？如果这类现象不制止，将会给社会的安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说到这里，孙武胜的目光中有愤怒也有惋惜。他告诉记者，如果当时民工们有基本的法律意识，这样的代价完全可以避免。根据民工们手头掌握的证据，工程的结算单和合同都在，而且都具有法律效力，帮助杨大勇他们讨回工钱没有问题。

　　对于那些讨不回工钱的农民工的遭遇，孙武胜有着超出常人的同情。因为早些年，他也是一个包工头，也品尝过讨薪之痛的滋味。

　　1999年的大年三十，孙武胜的表弟知道他家里生活紧巴，托人捎来200块钱，想让娘儿几个过年用。当时有三个要账的农民正在他家里堵着孙武胜，农村有到年关讨债的习俗，因此那些天他没敢回家。第二天大年初一早上，老孙的妻子给几个讨债的农民做了早饭，看着他们愁眉苦脸的样子，想想人家也有婆娘娃儿，过年家里也缺钱用，老孙的妻子实在过意不去，就把那200块钱给三个人分了，一人50块钱，自己只剩下50块钱，然后把他们送走了。快到吃午饭的时候，老孙的妻子突然发现大儿子不见了。赶紧跑出去问村里人，看见的人说，孩子跟着几个人出村了，细一描述，正是那几个要账的人。老孙的妻子急了，一直撵到车站都没有找到人影，回来的时候她是大声哭着回来的。

　　好在这些农民工都很善良，他们只是想借此法子给孙武胜施加点压力，孩子很快就被找回来了。但是这件事对孙武胜的触动很大，也让他难过了好长时间。讨不来工钱，牵连着娃儿婆姨都跟着你遭罪，这算什么男人？他常常这样责备自己。此后，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让孙武胜悟到了解决问题的法子，与法律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是电视节目中介绍的一位四川老汉的故事：那个老汉因被错判而进了监狱，刑满后，不服判决的老汉和当初抓他的公安局打了十年的官司，要求国家赔偿。他没钱请律师，就发奋自学法律，自己为自己打官司。后来，他对法律条文越用越熟，竟能把自己的陈述意见、法律依据，全部都背下来。在法庭上，他对答如流，最终胜诉，获得了国家赔偿。这个故事让孙武胜深受触动，联想到自己遇到的窝囊事，孙武胜下定决心也要学法律。他说，我就不相信这法律不起作用。一个老人都能学好法律，我就不能吗？虽然自己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但毕竟还是正当壮年，好强的孙武胜决心自己也试一把。

　　“当时我没有钱买书，打听一下，一本书只有几块钱，后来就买了一本《民事诉讼法》，一本《民法通则》，读了几遍，感觉那个法律很浅显，不是多么难学的。只有几天时间，可能不到一个礼拜，我就知道诉状该怎么写了。”

　　提起第一次上法庭，孙武胜仍记忆犹新。“那天我是从工地上赶去的，身上带着泥点子，挽着裤脚子，对面的被告代理人是西服领带，打扮挺光鲜，连那法官看了看我都直皱眉头，我就装成没看见。开庭后，宣读起诉状，我不看状子背着说的，一点没卡壳，这时法官换了一种眼光打量我，大概心里想：这泥腿子火力还真冲。”

　　不久，孙武胜运用自己学到的法律知识，竟然讨要回了几笔被拖欠好几年的工钱，其中有一笔七千多元的工钱他起诉了四次，打了一年零几个月的官司，最后不仅要回了本钱，对方还支付了利息，连本带利加起来他一共拿回一万两千块钱。

　　牛刀小试，孙武胜越打越有经验，越打越有胆量，七八场官司下来，他为自己要回了八万多元的工钱，他的名声一下子在农民工中火了起来。身边的工友纷纷来找他帮忙，刚开始孙武胜还是一边打工一边帮他们讨工钱，后来找的人太多了，孙武胜干脆就成了专门为农民工讨薪的代理人。

　　由于是为农民工打官司，所以孙武胜的收费非常低廉。一般的律师收费起步价就是上千元，而通常他接受一件委托只收200元，有时候连交通费、手机费都保证不了，碰上情况特别困难的，他还要倒贴钱。“只要能维持生存就行”，这是孙武胜的观点。为了节省办案经费，老孙去取证调查总是乘公共汽车往返，舍不得打出租车。有一次去郊区参加庭审，他竟然顶着大风，骑着自行车跑了七十多公里路。

　　“刚开始上法庭的时候，为了给自己壮胆，走之前我要喝两瓶啤酒，经过日积月累的锻炼，现在上法庭打官司我随便上，一点儿胆怯都没了，惯了。”谈起担任代理人的体会，孙武胜说：“有一次，在法庭上我遇到了一个极不好对付的对手，面对确凿的证据，他狡辩半天，就是不承认。我急了，站起来就要冲过去打他，结果被法警拦住了，那次差点儿被驱逐出庭。此后我体会到，法庭上要靠以理服人，耍粗是行不通的。上法庭需要有法律知识，还要有智慧，有沉着冷静的心态。”

　　他讲了一个令自己得意的案例：四川阆中县有个包工头，给人家干活之前，既没订合同又没有结算单，结果把活干完了，人家翻脸不认账。打官司靠的是证据，他一个证据都没有，怎么办？那个小伙子在我办公室哭得很厉害，如果那两万多块工钱要不回来，工人会跟他没完。对建筑工地有着丰富经验的孙武胜有他自己的讨薪高招，他让这个小伙子找来了当时一起干活的农民工，让他们给他当证人，证明当时的粉刷工程就是他承包的。开庭时，他问被告，是不是把工程承包给了这个四川小伙子。被告开始不承认，说我不认识他。孙武胜接着问，这个工程既然是你干的，你领哪里的民工干的？他们的结算标准是多少？哪个工人干的什么活，谁筛砂子？谁拉架子车？谁和灰？拿出这样的工资表叫我看一看。被告让他问得支吾半天答不上来。

　　碰到对方耍手腕，找来不相干的人作伪证，孙武胜就从一系列的细节问起，从而发现对方的破绽。比如说，工地上是怎么做饭的，在哪个铺子里买米买面，卖东西的人长什么样子等等，作伪证的人根本答不上来，也就不敢再瞎说了。再加上民事诉讼法第102条规定，证人必须如实作证。证人作伪证或指使证人作伪证的，可以处以拘留、罚款，直至追究刑事责任。好多证人一见法官，就不敢胡说了。

　　过去是孙武胜一个人单打独斗，如今，在他的周围已经聚拢了一批为农民工服务的志愿者。今年5月，他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农民工维权工作室，吸收了6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年轻人，最近，又有一位从政法院校退休的老教师也加入了这个队伍。这让孙武胜看到了希望，更坚定了他在维权之路上走下去的决心。从年初到现在，孙武胜共打了一百五十多场官司，只输了四场，胜诉率超过97%。他告诉记者，实际上，只要农民工提供的情况是完全真实的，这样的官司大多数都输不了。

　　有得意，也有遗憾。孙武胜遗憾的是那么多的农民工只知道埋头干活，还不懂得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同样让他和同事们感到遗憾的是，现在一般的律师所收费太高，这样一来，就等于把农民工挡在了法律诉讼的大门外。

　　孙武胜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权获胜的事实，为农民工维权做出了榜样，如今的孙武胜维权工作室已成了西安甚至各地农民工心目中讨公平的家。截至目前，找他们电话咨询和当面咨询的农民工已有三四千人。去年孙武胜当选为《建筑时报》2003年年度人物、陕西省十大杰出青年。通过自己辛勤的努力，能让农民工兄弟们感受到人间温暖，老孙说，这让他感到很满足。前不久，在有国务院扶贫办、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司法部、卫生部、农业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参加的农民工工资和劳动保障工作座谈会上，孙武胜作为农民工的代表作了重点发言。他介绍了目前农民工的生活现状和典型案例，分析了农民工讨不到工钱的主要成因，并提出了制定农民工工资保障法，成立农民工权益保障组织等22条建议。他的发言受到了与会领导和专家们的高度重视。

　　孙武胜告诉记者，为了写这个报告，我花了不少的心血，白天跑案子，晚上加班写，这些都是根据代理的诉讼分析总结出来的。我不仅要在法庭上为农民工代言，还要通过各种途径向有关部门呼吁，争取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正常的现状，帮助更多的农民工从困境中走出来。

　　风风雨雨走过来，孙武胜没有停下脚步，他坚信，法律自有尊严，法律自有公正。录完节目，他要到电台的维权热线去做特邀嘉宾，晚上就坐火车连夜赶回西安，他知道，那里的民工兄弟们还在等着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