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四倍
一组数据显示，仅今年3月份以来，8个月内南京市就发生了近150起袭警事件，300多名民警遭到殴打。据了解，发生这些袭警案与南京市公安局实施的“人性化”执法也有关系，不少违法分子将其理解为“软弱”执法（12月24日《北京娱乐信报》）。
从袭警案的增多，作出袭警案与南京市公安局实施的“人性化”执法有关系的价值判断，意味着什么？笔者不否认袭警案的增多与“人性化”执法的微妙关系，但是认为“强调人性化有负面影响”却让人大跌眼镜。这个结论的推出与某些人士向往那种“暴力执法”的观念有密切关系。
不独南京，其他地区近年来，暴力抗拒执法的案件也呈上升趋势，并且暴力程度不断加剧，这，难道都与“人性化”执法有关系？事实上，我国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调整引起的社会震动，是影响社会治安的最常见、最主要因素。我们知道，从一种运行模式向另一种运行模式变迁的社会转型期，必定有一个碰撞、磨合的过程。并且，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法制程度不高，一些法律法规没有得到社会关系、文化价值基础的有力支撑，法律力量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各种矛盾和冲突没有得到有效缓解，造成了不良的执法环境。再加上不少公民的法制意识淡漠，还没有形成维护法律秩序的自觉性，没有将法律内化为内心的信念，不善于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当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形成了群体性意识，造成了执法的困难。
笔者以为，上述这些原因才是造成袭警案的关键因素，而不是“人性化”执法。要知道，公众对执法机关的过高期望和执法机关相对较低的执法水平更是造成袭警案增多的不可忽视的原因。而不少执法者特权思想严重，对自己有利的按法律办，不利的就另行其是，也在客观上加剧了袭警案的增多。
袭警案增多与“人性化”执法没有关系，之所以有人拿“人性化”执法来说事，是他们从根本上没有摆脱“暴力执法”困境的一种折射，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我们必须警惕这种思想的蔓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