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让公证员成了“稻草人”？

　　新闻回放———

　　据12月22日《华商报》报道，曾在西安“宝马彩票案”抽奖现场担负公证任务的新城区公证处公证员董萍涉嫌玩忽职守案，近日在新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在公诉人讯问被告人董萍抽奖过程中公证员到底履行什么职责时，董萍竟回答说：“履行监督职责，但具体监督什么并不清楚。”在回答法庭问话时，董萍一直强调国家在公证方面存在着许多漏洞，没

有具体的指导规则可依据，弄成这个样子，也是她不愿看到的。

　　在今年3月20日至25日的西安市即开型体彩发行活动中，董和其助理陈燕担任现场公证员。此间，董将中奖奖票交经销商杨永明，这给杨作假提供了机会；在刘晓莉、杨小兵等“托儿”持假身份证进行中奖登记时，董萍未能对其身份证等中奖者的个人情况进行仔细审查，导致杨小兵的身份证明显有假也未被及时发现。

　　法庭出示了7组证据，证明董萍在为“宝马彩票案”进行现场公证时，工作严重不负责任，在重要的公证程序上，放弃监督职责，致使杨永明等人的诈骗得逞，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使政府公信力遭受损失。

　　在法庭辩论阶段，控辩双方就被告人的主体资格及被告人董萍的行为是工作失误还是渎职犯罪等问题进行了辩论。被告人董萍当庭对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和严重后果表示内疚，在自我辩护时泪水长流，抽泣着说：“我工作中的确有失误，希望大家能够以我为戒……希望法庭能够考虑我以往的工作成绩，依法给我一个公正的判决。”

　　谁来“公证”公证员

　　既然“并不清楚具体监督什么”，自然就谈不上“履行监督职责”了，连公证员都搞不清楚的问题，普通受众就更加难以弄得明白。到底公正不公正，看来还真是个问题。

　　越来越多的社会活动都要邀请公证员进行公证，其过程千篇一律都是在活动结束的时候，由公证员出面宣布本次活动的“真实、合法、有效”。但是在活动当中，公证员到底有没有进行监督？究竟监督了些什么？什么样的活动应该进行公证？这些问题却很难有人说得清。于是，沸沸扬扬的彩票造假案有人公证，四川老中医“食气辟谷”也有人公证，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的各类闹剧到处都充斥着公证员的身影。面对一次次难以令人信服的结果，公证员自身的信誉也越来越遭到公众的质疑。

　　这几年，曾有过一些上市公司进行诈骗的案例，而这些上市公司大多是通过公证机构公证的，但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却鲜见公证员或公证机构因此而受到处罚。这种违法成本的低廉无疑加剧了某些不法公证员的权力寻租。

　　我国公证界现有的最高法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而这一条例已历时20年之久。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公证的认识也在不断更新，对公证员本身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定公证制度的实施势在必行。

　　从这种意义来说，即将于明年初出台的《公证法》值得期待。有法可依是违法必究的前提，由法律来对公证员进行“公证”无疑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在公证员宣布“真实、合法、有效”之前，首先要确定公证员自身是否真的“真实、合法、有效”。（12月23日《大众日报》赵志疆/文）

　　监督机构不要成为“稻草人”

　　连应该具备的最基本、最起码的应知应会这样的职业技能都不具备，竟然还能够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去充当执行彩票公证的任务，这真是“无知者无畏”的最新版本。

　　可是，这样的事只有这一起吗？在经济领域、人事领域，以及其它好多领域，把关失控的事例太多了。现在，人们越来越重视监督制约机制的重要性，凡是涉及人、财、物，有可能引发贪念的地方，都会设立一套监督机制来把关。这也就是要做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好多监督机构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监督人员失职、渎职的事情经常发生。于是，贪污、挪用的金额是在不断加码，买官卖官的事是屡见不鲜。其它的，如安全监督，食品卫生监督，城建监督，也经常因监督不力而产生漏洞，各种重大事故因监督失灵而发生。

　　农民在田地里摆个“稻草人”，那是用来吓唬鸟儿的，鸟儿不懂事，还能被吓得住。我们的监督机构很多，个个都很要紧，如果里面有一个形同虚设，也会出事的。就拿西安“宝马彩票案”中的这名公证员来说，如果她当时认真一些，堵住漏洞，是不是就可以避免发生那起惊天大案？亡羊补牢，犹为未晚；前车之覆，后车可鉴，我们应该吸取其中的教训，切切实实地健全监督机构，堵住各种漏洞的发生，建设一个和谐发展的社会。（12月23日《大连日报》金卯刀/文）

　　愿“董萍受审”有助于提高公证的公信力

　　从西安“宝马彩票案”曝光开始，人们就怀疑公证环节已经被杨永明一伙打通，公证员董萍的当时所为，也很难让人不产生这样的怀疑。不过后来董萍虽然也被起诉，却没有与杨永明、贾安庆等人并案审理，可见检察机关对董萍行为性质的认定，还没有严重到故意出卖国家信誉的程度。不过即便如此，董萍被控的渎职行为，还是给国家信誉带来极大的伤害，也暴露出公证机关的尴尬困境。

　　公证工作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我国公证工作现状的糟糕程度，也是不言而喻的，以至在大部分百姓心目中，所谓公证，不过是各种公共活动中多增加的一道面纱而已。但即便如此，董萍事件暴露出来的问题和真相，让已经很皮实的百姓也觉得有些吃惊。当初在彩票抽奖现场，这个对自己的工作“不太清楚”的董萍，却一板一眼地比划着各种程序。而正是因为有了她的“公证”，彩民们相信了抽奖活动的“公正”。现在，董萍坦率地承认了她的无知，而且放眼我们的周围，这种无知又绝非董萍一人所独有。于是公众对“公证”和“公正”，又能有什么信心呢？

　　日前有消息称，《公证法》草案即将提交全国人大审议，如获通过，则“将使国家通过立法，进一步加强公证的公信力”。这当然是好消息。但一部法律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公证领域存在的混乱现象，重建公众对公证的信任和信心，人们还是有理由持怀疑态度。

　　如有专家所言，随着中国社会由熟人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过渡，个人信任逐渐瓦解，系统信任却未及建立，于是整个社会陷入结构性的信任缺失状态。而尴尬的悖论是，越是在这种信任缺失的状况下，人们对代表社会“公信”的公证制度越是有急迫的需求；但是在普遍失信的环境下，公证机关的诚信本身就值得怀疑———而且不断有事实印证着人们的怀疑。在这种情况下，百姓对政府及公证行业重建诚信的努力，大多只能抱持冷眼观望的态度。

　　在与公证机构有着部分相似属性的会计中介行业，中国企业是以委托具有国际信誉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会计审计，来避开国内普遍存在的信任缺失危机的。而在司法部有关《公证法》进行的说明中，已经明确提出要“防止公证的市场化”，可见会计行业所采取的“引进信誉”的方式，将不会在公证领域复制。人们对公证的信心，只能寄希望于在《公证法》的约束下，以不断加强管理、加大惩治力度来实现。也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董萍的受审将显示出特别的警示意义———对于那些拿工作当儿戏的公证人员来说，至少多了一点忌惮。（12月23日《北京青年报》张天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