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周刊.人生片断：在城里人身边务工

　　编者的话

　　本期的主题是“在城里人身边务工”。为此，我们采访了5位从家乡来到城市务工的农民工，与那些在城市建筑工地务工的人不同，他们深入到这座城市里的主流人群中。

　　在城里人身边工作的日子里，他们不仅大开眼界，还承受着巨大的心理落差，但有的

人很快适应了城市环境，并逐步融进这座城市，和城市人一起创造城市文明，带给家乡人新的观念；有的人则表现出对城市生活上的不适和心理上的煎熬，一心只盼着挣够钱再回到家乡。这里，我们记录了他们在北京城里的生活片段，以期读者通过这块版，了解他们在城市务工的喜怒哀乐，也一起分享他们的欢喜快乐，分担他们的忧愁。

　　邓宝芹(保洁工）只要不辞我心里就塌实

　　文图/张宪

　　邓宝芹这些日子心里一直惴惴不安。一进入12月，她就听说自己所在的信厦保洁公司与目前她所干的这家合资企业没有续签2005年的合同，明年是继续留在这里干，还是跟着信厦走？如果不跟信厦走，那她和信厦的一年合同还没到期，公司会不会说她违约？如果跟着公司走，她又很舍不得这里的工作，而且新接手的那家保洁公司会不会要自己？新公司待遇又怎样？这些，让她心里七上八下的。

　　邓宝芹是北京通县的农民，结婚后一直和公婆住在一起。丈夫在农村跑运输，家里还有个12岁的儿子。她现在在一家合资企业办公楼做保洁工，她挺喜欢这里的氛围：彬彬有礼的职员、安静肃穆的环境，让她觉得在这干活比呆在农村有意思。她很想问问有关领导，对想留下来的人怎么办？但尽管在公司做了好几年临时工，可她一进公司就被分到这家合资企业，每天一上班就忙个手脚不停，除了领班以外，再往上的头儿，她就一个也不认识了。

　　想来想去，邓宝芹决定问问这家合资企业的经理，能否把自己留下来。这天上午8点上班之前，她看到经理走进了办公室，就鼓足勇气跟了进去，把想留下的想法说了出来。经理挺和善的，说她干得不错，留下来公司没意见，但公司只和保洁公司签约，并不直接和保洁工打交道，具体的事情还得问新接手的保洁公司。从经理办公室出来，邓宝芹的心里更乱了：新来的公司叫什么名字，负责管保洁工的人是谁，她问谁去，又怎么问呢？

　　当天晚上回到家，她又对丈夫说起了心事。丈夫知道几天来她一直被这件事困扰着，就劝她别想得太多，反正也是临时工，实在不行回家就是了。但邓宝芹可不想过那种在家闲着的生活，村里的地早都卖给城里的开发商了，家里吃穿并不缺。但不知为什么，城里的工作对她有种特殊的吸引力，她说自己“不爱在家呆着，也不爱串门、不爱逛街，就爱在城里干活”。

　　可丈夫并不那么看重她的工作，挣的不多，还没有休息，5年了连黄金周都没歇过。即使她偶尔休一天，也就是带孩子进趟城玩玩。邓宝芹知道三楼有个女职员，老公是机长，全家三口“十一”去了趟海南，路费只花了机票的1％，住在朋友家又包吃包住，所以一趟下来几乎没花什么钱。眼下又快过年了，她有点苦涩地想起去年春节带孩子去城里玩，三口人光景点门票钱、中午饭费和来回的车费，就花了200多元，最后孩子想要的玩具也没舍得买。“越是挣得少，花销就越多；越挣得多的人，倒是不用花自己的钱。”邓宝芹说：“我也没什么心里不平衡的。别人过别人的日子过惯了，我过我的日子也过惯了。其实我们农村现在也不那么苦了，我也可以不出来挣钱，可不知为什么，我就是愿意出来干。”

　　话虽这样讲，但邓宝芹仍担心公司会扣自己的工钱。工资低、没休息、没保险她可以不计较，只希望公司别再扣她的钱。前几天她托一个认识律师的朋友打听，像她这种情况，公司扣她的钱有没有道理。一天后，朋友带来话说，公司不应该以合同没到期扣她的钱，因为是公司自己没有中标，使她和公司的合同无法进行下去，这不是她的责任。听到回信后，她心里稍微塌实点了。但眼看12月快过去一半了，到底自己能不能保住这份工作呢？她仍忐忑不安。

　　第二天早上刮起了大风，由于昨晚很晚才入睡，早上邓宝芹一睁眼已经6点多了，怕上班迟到，她只好让丈夫用运货的小卡车送她一段。邓宝芹和丈夫感情很好，丈夫看她每天得骑40分钟自行车上班，赶上自己有时间就主动要送她，但邓宝芹轻易不让。她说：“不知为什么，我家那位要开车送我后，再自己开回去，我心里就老想：回家的道儿那么滑，人那么多，可别出点事啊。”路上，丈夫看她仍是心事重重，就给她打气说：“你平时工作那么努力，公司不会不留你的。”她听了后稍感安慰。

　　终于，星期一的早上，她上班后听工友们说，信厦公司已经说了，愿留下的可以留下，愿意跟着公司走的就跟着走，并没提扣钱的事，她心里顿时轻松了一大半。在公司门口，她又发现了新公司的通告，上面说愿意留下继续干的人可以把关系转到新公司，新公司规定每月工作28天，每天20元，一个月560元，还有60元岗位津贴。半个多月都没睡过塌实觉的她，看到这个通知后，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了”。

　　褚海燕(化妆品公司美容顾问）北京人还是心眼好的多

　　文图/马兰

　　刚到城里的内蒙古女孩褚海燕和照片上白皙甜美的姑娘判若两人，她现在在北京一家美容化妆品公司做美容顾问。见面时，她穿一件秀气的大衣，脚上是一双时髦的皮鞋。褚海燕每天早上九点上班，下午五点半下班，有时还到外地出差，和普通的城里上班族没什么差别。

　　褚海燕是赤峰人，初中毕业后在家乡务农，四年前的一天，她从姑姑那里得知当地妇联在为北京招集打工妹，就去报了名，“我不喜欢干农活。”海燕笑眯眯地解释。她到北京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赵女士家当保姆。赵女士这样形容当时的海燕：第一眼见到她时，是一个皮肤黝黑的女孩，穿一件藏蓝色的西装，梳一条大粗辫，挺土气，但很机灵，有文化，我们就带她回家了。

　　走在北京的大街上，褚海燕不停地四处张望。城里真大，车水马龙。她把在学校学过的成语用在这里，觉得挺合适。她喜欢这里，不像其他农村孩子那样想家。海燕是赵女士为生病的母亲请来的小保姆。别人都看着海燕好，就是母亲犯嘀咕，我生病了，家里人干嘛不照顾我，偏要请个外人来照顾。于是就时不时地找海燕的别扭。一次海燕忍不住顶了几句嘴，赵女士的母亲就不干了，大声责怪她。海燕心里委屈，一个人躲到里屋抹眼泪，越哭越委屈，眼泪越掉越多。赵女士看了很过意不去，可是那边母亲还在生气，不依不饶。“老人是长辈，况且生了病，不能跟老人计较，对不对的咱先去跟她认个错。”赵女士劝海燕，海燕听话地点点头，来到老人跟前，抽抽泣泣地说：姥姥，我错了，不该和您顶嘴。海燕是个懂事明理的孩子，她说凡事要忍，尤其出门在外，不能像在家一样任性。

　　有一件事使她感到北京人好，甚至和家里人一样关心她。那是她到北京后的第6个月，一天她感到肚子疼，越来越厉害，忍都忍不过去。赵女士带她到医院去看病，医生诊断是卵巢囊肿，需要手术。手术要5000元押金，可是海燕刚到北京还没攒下这些钱，赵女士的母亲生病，家里也不宽裕。于是就想到了介绍她来的服务公司，公司借了她们5000元做押金。父母从内蒙古赶来签字，海燕的手术顺利完成了。这期间，赵女士一直跑来跑去，一个人既要照顾母亲又要到医院看望海燕，还得上班，真是累坏了。海燕看在眼里感动在心上，手术以后回老家休养了两个月后，径直奔赵女士家来了。

　　赵女士的母亲去世以后，海燕有了一些空闲，她到一所美容学校报名学美容技术。当时人家要1800元学费，可她只有1600元，就求别人“优惠”点，结果校方答应了。她便开始学美容，学成后在一家美容院给人做护肤。海燕心灵手巧，又总是笑眯眯的，态度很好，许多客人都喜欢她。现在人们生活好了，不管年轻人、中年人，都追求美，讲究皮肤保养，所以海燕的客人有女干部、女商人、女学生，各行各业的都有。我问她工作中有没有和客人发生过争执，有没有看人家有钱心理不平衡？海燕笑笑说，大多数人都挺好的，北京人还是心眼好的多，我对他们好他们也对我好。也有个别态度不好的，不过我不大计较，回头就忘了。海燕说，我不明白北京人为什么不喜欢干服务业，好像看不起这一行，是伺候人的活，应该外地人干。其实我觉得都一样，劳动挣钱总比呆着挣不着钱好，我能干的你们还干不了呢。

　　现在海燕已经做过美容院的主管，又开始给公司做美容顾问，培训其他学生，一个月能挣2000多元。平常，她还是吃住在赵女士家里，每天给姥爷做饭收拾屋子，往往晚上多做一些，留出一点让老人第二天中午热热吃。赵女士说，做儿女的心都没有她那样细。现在赵女士一家最操心的是，海燕今年25岁了，该张罗找个对象了，可是城里人偏偏看不起农村来的，“海燕长得好，心眼儿又好。”赵女士说“他们怎么这么没眼光。”

　　小陈(保安）没文化很难落脚

　　文图/张宪

　　繁华的北京长安街上，高级宾馆、写字楼、商厦鳞次栉比。19岁的保安员小陈，工作岗位就是在这条大街上。小陈来自河北农村，初中毕业后就没再上高中，他说自己“只爱玩，不爱学习”。小陈的父母还不到50岁，都在家种地，家乡盛产苹果、梨、桃，生活条件还可以，家里也不缺少他的钱。他说自己就是想出来玩玩，见见世面，熟悉一下社会，见识见识各种各样的人。就这样，靠一个在北京当保安的朋友介绍，小陈来到了北京。

　　刚来时，面对截然不同的新环境，所见所闻都让小陈大开眼界，大受触动。他说：“北京太繁华了。刚来时，看到从广场办公楼出出进进的人那么有钱、气派，花钱那么大方，好像都对自己充满了自信，再看看自己，只是个小保安，没多少知识，学历不高，挣钱不多，心里挺那个劲儿的。”

　　虽然面对新环境，小陈很受冲击，但19岁的他很快也找到自己的自豪点。每天站在街上，虽然从未碰到过什么需要他献出生命和热血的突发情况和危险，但前来问路的人却不少：有问中信大厦的，有问地铁站的，还有带孩子的家长找儿童娱乐中心的。不管人们想到哪儿去，小陈都能详细而又热情地告诉他们。他说：“这些问路的人有北京人也有外地人，有些人穿得很讲究，他们要去的地方我都知道。我来这里时间也不长，却能帮助他们，这也是一种自豪。”

　　小陈来北京快5个月了，我问他，习惯不习惯这里的生活？他说自己从初中开始就住校，过集体生活很习惯。上岗前保安员都进行了半军事化培训，有什么“一日生活制度化”，跟部队差不多，每天站队、出操，进行防火防暴训练等。虽然生活很紧张，但他马上就适应了。要说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小陈坦露心迹说：“我觉得上班挺压抑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老家时人们都互相认识，一出门就有人跟我打招呼说话；可到了北京，在这大马路上站一天，没有一个熟人。虽然有很多人问路，但人家问完路就走了，也没有人留下来跟我多聊两句，觉得挺郁闷的。”小陈说他的性格不适合当保安，因为他是个“特别爱玩爱说爱闹”的人，虽然下班后和同事们回到住地可以尽情地玩乐，但上班时只能一个人站着，他觉得在这个繁华大城市里有点落寂。

　　但上班也有让小陈不太寂寞的事。每天向他问路的人络绎不绝，碰到周末差不多一分钟不到就有一个。小陈总是热情又耐心地告诉对方。有时有人违章停车，他马上精神起来，一面跑过去制止，一面把“东方广场有规定，平台层不能停车。若只停几分钟的话，车里必须有人”和“东方广场有4个停车场，都在不远处，很方便”等话，耐心地重复一遍又一遍，直到人家把车开走。问他是不是每天都会碰到很多这样的事，他笑着说：“是啊，要不说上班还不太寂寞嘛。”

　　虽然觉得工作不太适合自己的性格，但小陈还是很珍惜这份工作。他说，在老家呆着也没什么事，而且也挣不着钱，到北京既能挣着钱还能见世面。小陈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上一天班休一天，一个月基本工资970，住地食堂提供一日三餐的饭菜，价钱不贵，品种不少。业余时间，小陈常和同伴们打打台球或玩玩牌，看看书，他觉得生活挺好的。工作时虽然在大马路上站一天也没人检查，但小陈也从没想过抽空坐坐或上别处转转，他总是在岗位上。他说：“我还很年轻，对自己严格点有好处。”来北京不到5个月，他已攒了2000多元，他打算年底回趟家，一起带回去。

　　我问他，想不想长久地留在北京？他说：“北京多好啊，谁不想留在北京，但没有文化很难在这落脚，虽然我在这已找到了工作，但保安员流动性很大，没知识没文化，很难长期呆下去。”

　　田建文慕济琴（护工）哪儿是我们的家？

　　文图/杨连元

　　闻名的北京医院，既有部长级病房，也有服务百姓的普通病房，而在普通病房大楼里，还有一层是“特需病房”。“特需病房”共有36个房间，属于综合性治疗，接收各界各类病人。其中有一点是共同的，即病床的费用很高，每天400元左右，需要自费。因此，在这里住院的大都属于有钱阶层。就是在这样的病房里，我见到一对来自甘肃庆阳地区的夫妻护工：田建文和慕济琴。

　　丈夫田建文今年35岁，高中文化；妻子慕济琴33岁，初中文化，脾气有些急。两人结婚12年了，生有一个10岁的女儿、一个6岁的男孩。自从6年多前两人相继来到北京当了护工之后，一双儿女一直留在老家，让奶奶代管。要说在北京医院干护工收入挺不错，只要有活儿，每月的工资都能稳定在1000元左右。夫妻俩除去五六百元的日常支出，一个月也能存上千八百块钱。几年下来，两口子还真攒下一笔钱，在老家盖了几间砖木结构房子，从而结束了田家几代一直住窑洞的历史。

　　谈起在北京干护工的经历，田建文和妻子的基本心态是“很值”：首先是“活儿不错”，其次是“挣了钱”，最后是“来到了全国的政治中心，感觉就是不一样”。

　　说实话，我真的没想到，眼前这位西北汉子，曾经还在当地一所重点小学干了8年的民办教师。1989年，田建文高中毕业时，父亲得了重病，家里的钱都花光了。他是家中的老大，只好辍学就业。从开始每月的70元、90元，一直拿到120元。此后8年没涨工资，也不符合转正条件。1998年的“五一”，他来京看媳妇，也有了“再不回去”的念头，“下海”当了护工，一直干到今天。他很实在地说：“当初熬了8年，只攒了1000块钱，还是好几个月没发工资，一块儿补发的，如今一个月就挣下了！”说这话时，夫妻俩脸上都有一丝欣喜。

　　然而，这对很亲热的夫妻也没有向我回避那长期积存心中的一些哀伤、隐忧和焦虑。

　　首先让他俩头疼的就是留在老家的两个孩子，特别是上了三年级的女儿近来学习不是很用功，和奶奶的沟通也不好，怕是心理上有了障碍。为了女儿的成长，这些天来，当父母的好几次和班主任在电话里商讨，光长途话费就有几十块钱了。提起这事儿，田建文显得忧心忡忡：“细想起来，咱是挣钱了，可孩子的教育也影响了！”好长时间，他曾为自己没能考大学而深深遗憾，现在，又为女儿的前程而天天发愁了。

　　还有心里不平衡的，就是在给一些病人当护工时，得不到最起码的尊重。“说实话，在北京这地方，绝大多数对我们还是很不错的。”这样的话语，夫妻俩重复了好几遍，说这话时，俩人一脸的真诚。但还是有若干财大气粗的病人家属，用护工最不愿意接受的方式深深刺痛了他俩，像什么“你干的就是全天护工，就得24小时盯着，不能睡觉。”提起来就让夫妻俩心里发堵。最后是没有一个完整的家。说到这个话题时，夫妻俩相对无言。白天黑夜，俩人的面前都是病人，只有在吃饭的半个小时空闲，才匆匆见上一面。6年多了，他俩没有家具、炊具、摆设。逢年过节赶上“下活儿”，夫妻也许能租个住处团聚一番。“让您说，这京城是万家灯火，可哪儿是我们的家呢？”说这话时，身为贤妻的慕济琴眼里涌出了泪花……

　　赵红（涉外保姆）他们都很尊重我

　　文图/张宪

　　“很对不起，让你等这么长时间。因为今天使馆晚上有宴会，我要帮着摆盘，也不知什么时候能完。”坐在北京交道口附近的麦当劳餐厅里，赵红一边喝着饮料和我聊，一边不时用眼睛瞟着门外她那辆电动自行车，时间已过了晚上9点，看车的人都下班走了。

　　39岁的赵红（化名）外表看上去只有30出头，个子不高，浓密的长发披在肩头，蓬蓬松松的，说话很直爽。一见面，她就快人快语地说：“我不喜欢把自己的照片登在报纸上，也不希望说出使馆的名字，更不希望说出我的名字，因为我在使馆做家政服务这么多年完全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咱们就作为朋友随便聊聊吧。”

　　赵红做外事服务工作已有9年了。她说最感动的是在与外国人相处中，自己感受到了尊重和平等。“要说给外国人做饭也好，看孩子也好，我都干过。我最大的体会就是他们都很尊重我，对我们服务人员很平等。比如我的第一个外国老板是个大使，我在他那当保姆。每天都是大使夫人做饭，做完饭后我和她先生先吃，她在一边看孩子，然后我看孩子，她再吃。”

　　赵红还觉得自己碰到的外国雇主都特别体贴人：“就拿孩子摔伤这件事来说吧，孩子都很淘气，有时难免会碰伤摔伤。中国家长如果看到后，肯定都心疼自己的孩子，抱着哄半天，还会责怪埋怨阿姨不小心。而外国人看到孩子摔了后，总是先过来安慰我，让我减少心理负担。我也接触过一些在中国有钱人家做工的保姆，她们和我聊天时常羡慕地说：‘你多好啊，外国人那么好处。’我说我的雇主都知道孩子就是淘气，如果出了差错也从不粗暴责备。9年了，不管在哪个外国人家干，我还真没遇到过让我生气的事。”

　　赵红现在为其做保姆的这家人的男主人是北欧一个国家驻中国的外交官，他家有两个男孩，5岁的汉斯和3岁的罗杰。赵红主要工作就是看孩子。她说，老给外国人看孩子，外国人教育子女的方法也改变了自己对孩子的态度。“中国家长带孩子老怕孩子磕着、碰着，还怕弄脏手、脸。可外国人一般不管孩子，外交官这家人更放任，只要孩子高兴，愿意玩土、跳到泥坑里都不让管。”

　　赵红刚干涉外保姆这份工作时，同样的工作，外事服务局的正式职工每月六七百元工资，她却只拿400元。她说：“我从没有自卑过，也从没和别人比过，哪怕只给我100元，我也只想如何把自己的工作干好。”

　　赵红是个干活很有“眼力见”的人，她会几句简单的英文，但具体到家务活上，她从来没有过语言障碍。她说在这行做熟了，几乎根本不需用语言表达。她说：“在我眼里没有不可以干的活儿。只要这屋里没上锁的地方，我都会主动去收拾、去整理，哪儿都会给他弄得利利落落的。我第一任老板对我很满意，临走时怕我找不到工作，还特意给我写了一份评价特好的工作鉴定；第二任老板希望我跟他去美国，继续给他看孩子，我因为舍不得自己的家没有答应他。”

　　赵红有个幸福的家庭，结婚后一直和公婆住在一起，16年来婆媳两人从未红过脸。每个她看过的孩子都跟她特亲，比如现在她照看的3岁小男孩罗杰，别人让罗杰管赵红叫“朋友赵”，小罗杰却用中英文混着说：“NO！这不是朋友赵，是MY（我的）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