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12月24日《北京娱乐信报》消息：今年3月份以来南京市发生了近150起袭警事件，300多名民警遭到殴打。据了解，发生这些袭警案与南京市公安局实施的“人性化”执法也有关系，由于南京公安机关的纪律规定，被投诉达到一定次数民警就要下岗。民警在执法中非常害怕投诉,以致在犯罪分子面前软弱了。
为什么300多名民警兄弟遭到殴打？笔者以为，这就是违法分子看到“教条治警”的体制漏洞，看到了我们民警工作评估体系的危机。一遭投诉就动辄得咎，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不作为和“轻度冷漠”也可能应“运”而生。要对投诉查清核实，正本清源，对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民警要还其清白，才能使得“人性执法”不至于以执法质量的式微埋单。
一味强调“人性执法”对执行者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从行为规范而言，执法必须依法，其行为过程严格意义上是“机械式”操作，真正的执法不可能在其行为过程中超越“法”的规范，给“人性”留下“化”的空间。从执法实践来看，执法中“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决不等同于“人性化执法”。“自由裁量权”不能随意滥用，因为它是法定的规范，无论“上限”或“下限”都是法定的标准,其上限禁止执法过当,其下限禁止渎职。人性化实际上是法律自身原有之意，“人性化执法”的提法反映了长期以来执法过程中存在的瑕疵，而这一提法反而助长“人情化执法”的弊端。
在我们这个至今仍以人情化和关系网著称的社会里，还是多倡导严格依法办事为上策。因为“人性化执法”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当中并无明文规定，而执法活动本身又是一个人为操作因素颇多的过程，如是，可能会给某些人提供权利寻租的空间，也给民警的正常执法带来困惑。
法治的实现并非仰赖善良的执法者，而是仰赖全社会对于良好法律的敬重，尤其是执法者对于法律的敬重———严格依法办事。当我们把目光过多地集中在执法者的人性上时，可能会举着法治的大旗不自觉地倾向着“人治”的老方向。
（晓航／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