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金岭
12月15日《青年时报》报道，浙江巨贪杨秀珠的四个帮凶高云光、金建林、李小燕、沙少华，14日在杭州市中级法院受审。正是有了这四个“绝对服从”的帮凶，一笔1100余万元的公款，全部被杨秀珠侵吞。帮凶之一的金建林在法庭上说，奋斗了若干年，才有了点地位，却栽在了“绝对服从”上。
在此案上用“绝对服从”来解释显然是借口，案中金与其他三个帮凶和杨秀珠之间关系，更多的是利益关系、分赃关系，在这样潜在而真实的关系面前，政治关系、上下的关系反而退居其次了。
但是，“绝对服从”绝对是一个值得讨论分析的概念。这里的“绝对服从”，就是无条件服从，是放弃了一切原则和良知的服从。如果没有这样的“绝对服从”，杨秀珠一句话就把上千万元装进腰包，至少不会如此简单。这种“绝对服从”之下的同流合污，人们在很多腐败案件中都领略过，已不是什么稀罕事。
对掌握和参与公共权力运行的人来说，这个沉痛的教训实际上是在普及一个现代公民社会的常识：对任何权力的服从，对任何权威的服从，都是有条件的、有原则的；任何丧失了条件和原则的服从，都是危险的。
把对上级负责和对宪法及法律负责统一起来，当二者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要毫不犹豫地站在宪法和法律一边，只有这样，才是对自己负责的态度，更是对国家对社会负责的态度。杨秀珠的帮凶们，在面对这种矛盾的时候，作出错误的选择，既“成全”了一个巨贪，同时也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杨秀珠的帮凶们，其悲剧的根源，就在于无条件地依附于权力。我们知道，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一个极大的不同就在于，现代社会是摆脱了权力依附的社会，也是一个摆脱了人身依附的社会，宪法和法律法规，是直接对每一个公民发挥作用的，任何民事的和刑事的责任，最终都要由某个公民个体来承担，而不是由一个家庭或一个群体来承担。因此，我们每个人，最终都是相对宪法和法律而存在的独立个体，而不是相对于某种权力或某个权威而存在的个体。这个简单的道理，是我们社会的基本秩序得以维护的根本前提。如果这种前提不能确立，社会内在的分裂，权力和权利的失衡，各式各样的寡头兴风作浪，都将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说，杨秀珠，就是在这种氛围中走上邪路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绝对服从”的观念，在很多人的意识里都有。2004年11月23日《望东方周刊》披露，不久前，四川省党建研究会进行的一次调查发现，相当多的干部把心思花在上级领导关注什么上，上面说的做错了也对，下面干的做对了也有错，有的干部甚至认为，现在形势变化很快，跟随形势不要紧，跟紧领导最重要。调查数据表明：有34.36%的人认为自己所在单位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整天在研究上级领导近来关注什么，想要做什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才能引起领导的重视，应该提出什么口号才能引起领导的注意。
我们正在努力建设现代政治文明，应该看到，上述“绝对服从”是和现代政治文明的取向背道而驰的。政治文明，首先表现为法治文明。很难想象，在一个国家里，如果国民普遍没有养成对宪法法律负责的精神，如果普遍没有养成对自己良知负责的勇气，而只对眼前的权力或权威抱“绝对服从”的态度，那么建设现代政治文明的健康生态，就根本不存在。杨秀珠帮凶们的“绝对服从”，是一种传统官场流弊的现代延续，离现代政治文明远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