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坝写就一生传奇(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2月26日07:23 潇湘晨报

王三一夫妇

　　2004年8月5日，长沙，晴。

　　长沙市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下称中南院）宿舍区11栋的一间屋子里，刘令娴老人盯着眼前的遗像，热泪潸然而下：“三一，分别一年来，你还好么？今天大家来看你了。”

　　遗像上的人是王三一，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电工程设计的一代宗师，业内人士估算，国内一大半的用电都有他的功劳。当日，是王院士的一周年祭日。

　　辞世前牵挂洞庭忧水患

　　2002年12月，王三一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但他不以为然，坚持离开湘雅医院，前往江垭参加江垭电站的竣工验收，看不出一丝疲怠。

　　2003年的夏天，微笑挥手的王三一似乎感到了一丝疲倦，他在病床上写道：“我将坚持到底！天气太热，不要劳累大家，从简办理丧事。”

　　但他仍然放不下工作，一拨又一拨同事们来看他时，他的妻子刘令娴总对他们说：“和他谈谈工作吧，他心里会舒畅些。”而一谈到水电站的建设，王三一的眼睛里便渐渐有了光泽，熠熠生辉起来。然而，时间实在太紧，王三一几乎听到了死神的脚步声。

　　王三一又想起了洞庭湖，一组数据变得异常明晰：“岳阳城陵矶的汛期控制水位为34．4米，这是由上个世纪60年代的水文资料制定的。而从1996年开始的7年里，城陵矶出现了超标准洪水，其中1998年水位达到35．8米，超标准运行45天，险象环生，危及周边近1000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这是一个顽症，但他对答案早已了然于胸：城陵矶控制水位应高于34．4米，至少应抬高到35．8米左右，同时加高加固城陵矶堤防，以泄为主削减分洪量……

　　不容再拖延了！他要看护人员把他从病床上扶起来，颤抖着翻出《急需对长江城陵矶汛期水位流量关系和防洪控制水位进一步研究》，这是几年间，他和同事安申义等人调查的结果，现在他想最后修订一番，以院士建议的名义发出。他花了几天时间进行了三次大的修改，这才觉得基本过关；6月24日稿件发出后，他觉得文中有一句话不太妥当，又当即委托人给中国工程院陈肇元院士打电话，要求修改。7月28日，王三一将另一文稿《城陵矶水位流量关系研究》，一字一句，仔细阅读数遍后才最后审定。此时，他似心中一块大石落地，瘫倒在病床上，再也说不出话来。

　　8月5日，王三一院士静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时年75岁。

　　一座坝攀崖十年书辉煌

　　乌江电站——这座高达165米的拱型重力坝，是王三一的得意之作，他也因此扬名世界。

　　一双布鞋，一袭旧衫，王三一跋涉了无数奇山丽水，而在乌江两岸的崇山峻岭中，他度过了长达10年的光阴。1972年，中南院接受了乌江电站大坝工程的设计任务，担任副总工程师的王三一和刘信真等同事来到了工地，开始了艰苦的考察工作。乌江山区峭壁陡立，悬崖惊心，王三一着布鞋、腰系粗麻绳，攀援而上，手握小锤敲击坝基岩块，以确定岩石成分、软硬度。

　　乌江山地属于岩溶地区，溶洞无数，暗流涌动。乌江水电站坝址选定处，山空水深，坝基下布满了近10万平方米的溶洞，且经过进一步探测，大家还发现左岸河床下200米处，还有高度达20米的大溶洞。

　　地质条件如此这般，渗漏问题如何解决？在论证会上，王三一在充分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让人惊叹的思路：乌江地区河床和两岸地质条件差，既不宜修重力坝，也不宜修拱坝，应该设计一种重力坝与拱坝相结合的坝型；对付渗漏，则可采用高压水泥灌浆工艺。经论证，一座拱型重力坝出现于世人面前，这是第一次在岩溶地区修筑高坝，也是第一次用高压水泥灌浆法防渗。20多年过去了，大坝风采依旧，令国内外专家叹为观止。

　　其实，无论是早期的白莲河水电站，还是后来的东江水电站，以及现在正在建设中的龙滩水电站，王三一总是能够拿出一个最切合当地实际情况的设计方案，使方案地形相得益彰，互为弥补——他的一体化设计理念已逐渐成形。

　　入党愿迟到23年终了却

　　1991年，王三一被国务院评为有突出贡献专家，时年62岁；1994年8月，王三一获中国工程设计大师称号，时年65岁；2001年12月，王三一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时年72岁。

　　荣誉、名利接二连三地来了，而王三一自己却并不怎么看重，这些象征荣誉的证书和证章，被他随手搁置在角落里，长年“蓬头垢面”。最让王三一牵挂与兴奋的，还是1982年发生的一件事。

　　那年7月8日，远在贵州的刘令娴忽然收到王三一的一封挂号信。时至今日，刘令娴仍然很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我有些慌，手也有些抖，以为三一出了什么事，因为他很少寄挂号信。拆开信，只是薄薄的一张纸，上面写着：‘令娴，我今天入党了。我真高兴！！！’落款是1982年7月1日。”

　　“我就连忙给他回了一封信，衷心地向他表示祝贺，我知道这是三一一生的心愿。”透过刘令娴的话语，我们至今仍然无法完全想像53岁的王三一当时的心情，也许，在那个时刻，他已经被快乐灌“醉”了。至今，这本迟到的党证，被放在王三一家中抽屉的最上面，20多年过去了仍一尘不染。

　　其实，快乐应该提早23年到来。1959年，王三一提交了入党申请，却因“有一个当过国民党少将军医的父亲”而没能入党。

　　王三一出生于淅江桐庐的书香门第，父亲毕业于浙江医专，母亲毕业于杭州女子师范，父母均随孙中山参加过北伐，40年代在湘、黔一带参加过抗日，父亲官至国民党少将军医。受过良好家庭教育的王三一较早地接受了民主进步思想，并受身为地下党员的堂哥的影响，一直在向党组织靠拢。1950年，战火燃到了鸭绿江边，王三一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后荣立二等功。1953年，王三一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工专业。

　　一封信告诫儿子做清官

　　70来平方米的房子，窄小的空间，班驳的墙壁，陈旧的家具，这就是王三一的家；一张老式的床铺，一桌一椅一书柜，就是王三一伏案工作的空间。

　　王三一平时穿着极为随意，刘令娴说：“三一的衣服几乎都是几十块钱一件的。唯一的两套西装，也是到法国出访被迫做的。”一次，王三一去渠道查勘，外面随意套着刘令娴的一件棉衣，还栓根稻草绳，向农民问路，农民以为他是买牛的，就告诉他卖牛的在哪里，令人啼笑皆非。

　　2001年，王三一当选院士后，单位上给他配了车，但王三一一直没用，出外一直挤公交车。他的司机向领导“埋怨”闲得没事干。领导对王三一进行了“严厉批评”，王三一才开始用车，但次数屈指可数。

　　王三一与刘令娴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王路是海口市的副市长，中南院至今还流传着王三一写给儿子王路的一封信。那是2002年，王路即将出任海口市副市长，主管城建与国土工作。王三一得知后，拖着病体给儿子儿媳写了一封信。

　　王三一在信中说，对一名执政为民的好官，如何保持出污泥而不染是一个考验，“官员权越大，受到不法分子攻击就越猛烈，手段也狡诈、隐蔽，投其所好，用尽其极。所以务必严加自律，为自己作出几条规矩，步步当心，处处留神，不松懈”、“言不尽意，最后还是重点一句常跟你们讲的老话，作一个清官好官我们就十分欣慰了”。

　　后来，中南院的工作人员得悉了这封家书的来龙去脉，很是感动，遂在《王三一院士纪念册》上予以刊出，这封家书也就慢慢流传开了。

　　两双手紧握43年如一日

　　刘令娴也是中南院的一名职工，她与王院士相识于上世纪60年代。“当时正是夏天，他穿着一件衬衣，神采飞扬朝我走来，操一口浙江普通话‘你好啊’，向我伸出了手。”刘令娴说，第一次见面，两人右手握在一起，王三一临终时，两人的手还是紧紧相握，43年，恍如一日。

　　因工作关系，两人分多聚少，但刘令娴每次从工地回来，王三一都去火车站迎接，不管多晚。更多时候，两人是靠书信抒发离别之情，因为没有时间，王三一不得不经常给刘令娴致歉：“我又只能给你写小条（短信）了。”而长一点的信照例是在等车的时候写就，蚂蚁一样的字，连头带尾不留一点空白。这些歪歪斜斜的汉字，别人难以辨认，刘令娴却倍感温馨，连读数遍还意犹未尽。

　　2003年8月3日，王三一几乎说不出话了，他拉过刘令娴的手，叹道：“我最放心不下的是你，对不起……”刘令娴明白他的心思——多年前他就承诺要带刘令娴到漓江去看看，但因工作一拖再拖，竟成今生的遗憾。

　　本报记者袁名清实习生曹莹陈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