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下信贷达八千亿 专家建议将其阳光化

　　近日，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对全国20个省份的地下金融状况进行了实地抽样调查，对各地区地下金融规模、农村地下金融规模、中小企业非正规融资规模进行了基本判断，测算出2003年全国地下金融(地下信贷)的绝对规模在7405亿元至8164亿元之间。这就意味着，地下金融的业务规模占正规金融机构业务规模的比重近三成，其中蕴涵的金融风险不可低估。

　　对于地下金融，光靠堵是堵不住的，反而会因为缺乏监管而引发很多社会问题，必须

变堵为疏，让其阳光化。

　　地下信贷规模惊人

　　为保证调查的准确性，调查组分兵76个独立小组，分别对全国20个省、82个市县、206个乡村、110家中小企业、1203位个体工商户进行了实地调查。民间金融比较发达的浙江、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各省，隐形经济比较盛行的黑龙江、辽宁、河南等省，云南、贵州等西南边贸发达和经济相对落后省区都一一列入实地考察范围。

　　为形象地表示地下金融规模，调查组编制了金融规模指数。调查显示：全国20个被调查的省、区、市的地下金融规模平均指数为28.7。这意味着从全国被调查省份的总体情况看，地下金融的业务规模占正规金融机构业务规模的比重近三成。

　　从地区分布看，东、中、西三大地区的地下金融规模和深度不甚相同，西部和东部的地下金融规模要远高于中部。西部7省区的地下金融规模指数为28.98，东部8省区的地下金融规模指数为28.66，中部5省区的地下金融规模指数为25.2。

　　从调查的20个省、区、市指数排序看，排在第一位的是黑龙江省，指数达到53.4，最低的是贵州省，指数只有4.7。指数在30以上的省份还有辽宁、福建和陕西。从中不难看出，东北地区是我国地下经济比较盛行的地区。福建是我国民间金融发达的省份，指数排在第三位也可以理解。陕西是我国西北地区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西安、宝鸡等城市金融基础比较好，其地下金融也有一定的规模。

　　地下金融南腔北调

　　中国经济改革主要采取“先试验，后推广”的模式，试验通常集中在东南沿海省份。而地下金融最先就是在新旧体制转轨的实验地区产生，其他地区随之模仿。受各种因素影响，地下金融南北差异明显。从目前看，大致可以分为两大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以间接金融活动为主的“浙闽模式”。我国民间金融最早产生在经济市场化改革先行地区(如浙、闽、粤)。因为这些地区处在改革前沿，市场机制的作用较强，非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较高，经济也比较发达，对资金的需求大，闲置资金的存量也不小。

　　同时，由于金融业尚未大规模推进市场化，金融机构仍然是以国有银行为主，非公有制经济的正常融资渠道狭窄。于是，20世纪80年代初，民间金融率先在浙江省出现，福建、广东等省随之兴起。民间金融以提供短期信贷为主，很少有中长期借贷，主要服务于农村经济和私营经济。这种以间接信用为主要服务内容的民间金融是东南沿海的地下金融的主流，被称为“浙闽模式”。

　　农村标会是“浙闽模式”的典型代表。从实际情况看，民间标会融资的高利息背后蕴涵着巨大的风险，从标会中高息融资的会脚们只能将资金投向高回报的市场。而所谓高回报的市场，风险是巨大的。

　　第二种模式是以企业融资为主的“北方模式”。北方大部分省份，地下金融活动更多地表现为民营企业直接向社会非公开集资，集资方式五花八门，包括股权式、债权式、信托式、存款式等等。

　　民营企业创建时期通过非公开方式募集股份属于非正规股权融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向不特定多数人募股，就存在比较大的信用风险隐患。在经营过程中，企业发行债务凭证集资，在没有外部监管约束的情况下，容易产生道德风险，企业通过破产方式逃避债务的案例屡见不鲜。

　　在东北一些城市，企业协会内部设有互助金融组织，大企业凭借自己的优势从银行获得贷款，再将款项转贷给协会内的其他小企业，赚取2%至5%的利差。与“浙闽模式”相比，存在于北方广大农村的地下金融活动规模比较小，影响不明显。

　　　中小企业被迫饮鸩止渴

　　“我们中小企业上市想都不敢想，贷款也入不了银行的‘法眼’，如果没钱再好的项目也白搭。只要能借来钱，私人钱庄、向别的企业拆借甚至不正当手法我都会去试。”调查中一个民营企业老板对调查人员坦言。

　　其实，这种情况在中小企业中非常普遍。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好，明渠难开只好改走暗道。大量的中小企业把资金血脉寄托在非正规的融资途径上，有的甚至铤而走险，走上非法融资的道路。

　　目前，非金融企业以实业为名变相非法融资已经成为北方地下金融最典型的形式。融资规模也越来越大，金融风险不容忽视。

　　调查表明，全国中小企业约有1/3强的融资来自非正规金融途径。从地区分布看，越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对地下借贷的依赖性越强：西部6省中小企业43.18%的融资来自地下借贷，中部为39.8%，东部最低为33.99%。

　　这种格局完全符合中小企业在不同成长阶段表现出来的融资结构特征，也表明我国三大地带中小企业发展存在成长阶段的显著差异。东部，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的中小企业已进入中年期(5年以上)，依靠正规金融，尤其是股权融资的比重提高，非正规融资的比重有所下降；而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处于婴儿期(0至2年)，主要依靠非正规途径融资；中部地区的中小企业接近青年期(3至5年)，还需要依赖一定的非正规金融的支持。

　　为何超常发展

　　中国地下金融规模在1997年之前相对较小，而在近7年间有了较长足的发展。

　　地下金融超常发展的直接原因在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已经直接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

　　中国国民经济构成迅速改变，以产业分类，农业基本上仍处于以农户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初级状态。在大规模撤并农村基层金融机构之后，对农业的金融支持迅速萎缩，而从农村流出的年资金规模约在2000亿左右，导致中国农村高利贷活动的抬头。工业构成中，国有、民营和三资企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大约各为1/3，但民营企业难以从股市上直接融资，从国有银行间接融资也十分困难。以服务业而言，民营企业较之国有企业更处于绝对优势。可以说国有金融体系服务于国有经济，而和国民经济构成的变迁相割裂，迫使地下金融超常发育。

　　难题如何破解

　　福建省社科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人员表示，“民间金融的活跃说明，对于地下金融，光靠堵是堵不住的，反而会因为缺乏监管而引发很多社会问题，必须变堵为疏，让其阳光化。”

　　经济学家钟伟认为，正常的民间相互借贷是允许的，不能说民间借贷都是非法融资。不过，最近福建连续爆发民间金融机构倒闭事件，说明民间融资的确存在问题。钟伟认为，这里面反映出的问题急需理清：首先，非法融资的内涵需要在制度上进一步明确，不是所有民间融资都是非法的；其次，民间金融机构的管理水平急需提高；第三，如何更好保护倒闭的民间金融机构以及普通投资者的利益，必须重视。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学者周景彤认为，对近期屡屡爆发的地下金融问题，应该从两个方面下手解决：一个是完善法律法规，进一步加大查处地下金融违法经营的力度，另外就是要加快利率市场化的进程。

　　“我国的利率政策存在很大问题。”周景彤说，目前，我国投资资金中的利率主要是由央行管制的(如银行存贷款利率)，利率生成机制不能从根本上反映资金供求变化状况，周景彤表示，为了消除“利率管制”的负面影响，应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使利率真正由资金市场决定、真正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成为自动平抑投资和经济波动的重要的市场参数。李建军 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