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江苏省公安厅出台了《关于办理卖淫嫖娼案件的指导意见》，公安机关查处卖淫嫖娼案有了“细杠杠”，今后办案不能仅罚款了事，还应区分不同的情节，根据宽严相济的原则进行处罚，其中一个最大的亮点是：对因生活所迫初次卖淫的予以从轻处罚（据《新华日报》12月25日报道）。
很显然，“因生活所迫初次卖淫”属于“穷人的无奈之恶”，对其“从轻处罚”当然
是一种“体贴”了——这种法理上对“穷人的无奈之恶”的体贴体现了成熟文明的理性之美，是一种莫大的善。
贫困不是一个单纯的事实，它不仅意味着物质资源的匮乏，还意味着精神状态和权利的贫困，以及为了生存所进行的种种努力中的非理性状态。“无奈之恶”就是非理性状态中的一种：比如说一个饿急的人在街上抢食物吃，一个身无分文的人通过偷窃或出卖肉体的方式得到金钱，一个穷人违章占道躲避城管在街边卖烤红薯，一个讨不到工资的农民工爬上高高的塔吊向包工头讨薪等等。
无疑，这些行为虽然都是“恶”的，但都是“无奈之恶”，是与贫困紧密相连的一部分。我们体贴贫困，不仅要体贴物质匮乏意义上的贫困，更要体贴依附于物质贫困的种种非理性状态，把它们同其他的“恶行”区分开来。
现实中的许多现象表明我们在这方面有所欠缺：为了城市形象无情地驱逐一个城市的拾荒者，为了市容无情把街头穷人烤红薯的摊子踢翻，为了扫黄利润对卖淫者不加区分地进行重罚，为了商业开发对“贫民窟”铲之而后快，为了治安重罚“讨薪跳楼秀”等等——“穷人的无奈之恶”遭遇到了无以复加的唾弃。
我们可否知道，对一般恶行严惩的示范作用可以抑制社会的犯罪冲动，而对“穷人无奈之恶”不加区分的严惩呢？只能让他们陷入更大的贫困和更无助的绝望，被赶出城市后无处容身，被罚款后生活雪上加霜，被踢翻摊子后生计无存——法治的目的不在于惩处，而在于秩序和公平，这种对“穷人的无奈之恶”毫无体贴的态度让社会远离了公平和秩序，从而远离了正义。
所有的恶都是不能助长的，但有所区分的体贴还是应该的，对“穷人无奈之恶”的体贴正是罗尔斯正义原则中的“补偿弱者”：虽然恶行是个人行为，但消除贫困是整个社会的事，那么源于贫困的恶也应该得到“体贴”的补偿。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对江苏“因生活所迫初次卖淫的予以从轻处罚”的规定充满敬意，这不仅没有远离法治的公平，反而因其对“穷人的无奈之恶”的体贴而与正义靠得很近很近——这种体贴不是纵容，而是抚慰和引导，抚慰贫困的非理性状态，引导其走向正道。（北京曹林）
作者：曹林
（来源：新桂网-南国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