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利军
“引咎辞职”制度已引入刚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公务员法草案。草案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领导成员应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12月25日新华网)。
从官员问责到“引咎辞职”写入公务员法草案，从问责层面的“引咎辞职”到立法层面的“责令辞职”，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中央对领导干部责任意识正逐步强化。作为首部规范我国公务员人事管理的法律，引入“引咎辞职”制度用意深远，具有破冰意义。
“引咎辞职”绝非新生事物，但是，从概念提出至今，有“咎”者多，辞职者少，即使少数引咎辞职者也大都不是出于主动，而是在一种强制或者责令的情形下，“被迫”引咎辞职。这一点可以从2004年发生的几起重大安全事故中窥出些端倪：密云踩踏事故、重庆开县井喷事件、劣质奶粉案等等一些事故责任人的引咎辞职，除中石油的马富才是主动提出之外，大多是在问责之后才执行的。
从字面意思来看，“引咎辞职”必然是“因咎辞职”，而有“咎”不辞职可能是出于多个方面的原因，除了法律约束的缺位之外，我想主要的原因莫过于两个方面：一是贪恋官位；二是受中国传统文化中“戴罪立功、将功补过”或者“大错化小、小错化了”思想的影响。而二者之间又是相辅相成的，在其相互作用之下，就形成了一种极不正当的、甚至于可以说是恶劣的“官场”文化。
应当说，2004年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问责，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净化官场文化的效果：问责力度的加大，让一些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干部越来越感到当官不易；问责制的实施，让“领导责任”更加具像化，甚至于成了被问责的主体，不再是一种可以“大错化小、小错化了”的虚幻责任，显然这有助于强化领导干部的权责意识，约束其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
而将“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写入法律，意味着要用法律的“钢性约束”来进一步强化公务员责任，进而约束权力，并净化官场文化。
在某种意义讲，围绕“升官”这种意识而衍生出来的种种问题已经形成一块“坚冰”：成为公务员就捧了“金饭碗”、当了领导干部只要不犯大错就会只升不降、“大错不犯小错不断”也能“平安”、大错化小、小错不纠等等。这些思想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了公务员和社会公众的心中，成了恶劣官场文化的生成土壤。“坚冰”不除，官场文化永难净化，甚至于还会产生“负效应”：公务员日益成为公众心中的敏感字眼，而社会却还对这一岗位“畸形”追捧，一些地方竟然出现了500人争抢一个公务员岗位的情形。
将“引咎辞职”制度列入公务员法草案当中，就是向这种“官念”挑战。我们期待着公务员法实施之后，通过对权力的约束和责任的强化，最终破除那些存乎人们的“官念”坚冰，营造出健康的官场文化、为官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