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选“立委”后，李敖要玩的，是提高“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呼声，“五十年社会制度不变，祖国不派一个兵、一个官过来，你还可以回去做中央大官，这是台湾占便宜的事情”。当我问他何时有心回大陆访问时，他说，伏尔泰80岁前没去过巴黎，我回“祖国”不急，不急。显然，他还没有玩够。
李大师玩的时候，习用的是“无招”之术，所以对手找不到他的罩门，李大师大象无形，所以我等观众亦无从知晓他的进退之据。就如同幻影无数，你不知从何着眼，所以世间写李敖文章多多，如要李敖观之，肯定是不入其法眼(我这篇小文也肯定是此遭遇)，取李敖婚姻事之一角论之，以为李敖乃天生情种，任情、任性到极致，但与胡因梦结婚仅只半载，却又三十年不停病诟这位台湾大美女，“辣嘴摧花”，让人感叹他为何如此绝情；取李敖师友交往事一角论之，即便是多年恩师，也可能会被他嗤之以鼻，即便是好语相劝，也可能会被他解做他意，用力榨出你“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但如果看到他一方面痛骂将他打下大狱的蒋介石，一方面又捐助“仇人”蒋介石之孙章孝慈，又会另生一番感慨。在与记者谈到原来的海基会副秘书长石齐平先生时，没想到他却对这位小他十几岁的“台湾稀有人物”大有好感，“虽然他在面对普罗大众时严肃了些，但却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观其一角，或许就会说他是文人、政治人、狂人、妄人、痴人、不解风情人、混水摸鱼人等等。
李敖绝对是台湾乃至中国文化、政治生态的一个异数，所以他讲的“五百年来只有一个李敖”之语绝对有道理，虽然，不一定要对这句话做像谭嗣同说王夫之“五百年来真通天人之际者，惟船山一人而已”那样的推崇性解读。这样的异数对很多惯常的思维解释性框架构成了很大的破坏，以致让人找不到解释的途径与模式。
李敖给人的幻象是极为像鲁迅。1936年，鲁迅的论敌林语堂在闻悉鲁迅去世后，立即作有 《悼鲁迅》 一文，“若说悲悼，恐又不必，盖非所以悼鲁迅也。”说鲁迅“与其称为文人，不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又说鲁迅另一副活形是手里拿着炼钢宝剑，控制不住要厮杀的性子，见猛士劲敌杀，见僧人乞丐无赖杀，见鸡狗牛蛇也杀无赦，最后是“终不以天下英雄死尽，宝剑无用武之地而悲”，变成一个路见疯狗、癜狗、看家狗都上前挥剑一砍，然后提着狗头回家炖熟了，就着绍兴黄酒而食。
林语堂的这番话其实亦足以语李敖。虽然他又偏偏认为自己不仅白话文比鲁迅好，而且更具杀伤力。将中国这么伟大的文化先锋比之李大师，他兴许根本还不会买你的帐。
鲁迅有两副活形，还有一副大心肠。酒醉肉饱之余，不免要独坐兴叹。叹天地圣贤，叹熟人、雅人、俗人、尴尬人、盘缠人、累赘人、无生趣人、死不开交人，叹穷鬼、饿鬼、色鬼、谗鬼、牵钻鬼、串熟鬼、邋遢鬼、白蒙鬼、摸索鬼、豆腐羹饭鬼、青胖大头鬼。最后鲁迅叹息过多，所以肠伤，胃伤，肝伤，肺伤，血管伤。
李敖是决计不会落到这样的地步的，因为他有时甚至是以“小丑”自居，以“玩家”自况，他不玩弄权术，但他玩弄政治。
“玩”，并不是别人打你的左脸，你就送上自己的右脸，而是以无招拆有招，让对手找不着来路，找不到去向。李敖的这种“胜利法”，很容易就被解读为“阿Q”国民性，不过这却是他一个人才用得最为顺心的、也最让对手找不到北的杀手锏，与一般“阿Q”的用法着力点相似，但是高下有判如天壤。在台湾的那团“糨糊”里，太较真简直是自找罪受。他就经常说他的得胃癌而死的老师、大思想家殷海光，犯不着死在这种病上，就像牧师不能得梅毒而死一样，思想家是不能因气愤、气不顺而得上癌症的。这就是李敖的应世心态。世上应世的有几种心态，勇士心态或菩萨心态，李敖作为台湾“狠角色”，自然属于勇士之列，李敖对付别人决没有菩萨那样的宽厚，但他却知道怎样对付自己。
话说回来，李敖其实也是得过癌症的，不过与乃师不同的是，他得的是前列腺癌，与气顺不顺无关，只与性有关。他一生于婚姻几出几进，更是身边女人无数，真是“艳煞人也”。
能够玩转天地、历史(不一定是政治)的，或许，这么些年来，确实只有他李敖一人。(文/黄惊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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