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毛飞
近日，广东、辽宁等省纷纷出台规定，严禁各级领导干部在元旦春节期间违规收送钱物；对在“两节”期间违规收送钱物的，一律先行免职，再按规定处理。
节日往往是腐败行为高发的特定时段。所谓“节日腐败”就是指领导干部假托节日
礼尚往来之习俗收受贿赂、公款消费、滥用公共资源等权力腐败现象，这种腐败现象并非新生事物，乃是千年传承而来的官场陋规。以清代为例，当时官场盛行的“节寿礼”就是“节日腐败”的标本；每逢春节、端午、中秋，外官向京官送钱送物、下级向上级送钱送物蔚然成风。
现今，虽然旧时的“皇冠”早已落地，但官场陋规却有死灰复燃之势。从见诸媒体的种种“节日腐败”现象看，当下的某些官员非但忠实地继承了“节寿礼”这一官场传统，而且凭借自己的智慧与创造力进行了发展与创新；节日早已突破了传统“三节”的限制，礼物的样式也不断翻新，而且“节日腐败”已经由仅限于官场内部的陋规发展成了横跨官场商界、影响全社会的潜规则，侵蚀着我们整个民族的肌体。
昔日的王朝也曾试图对官场陋规痛下杀手，为消除“节寿礼”之类的潜规则，王朝的统治者们一方面大力宣传“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的正统官场意识形态，一方面出台各种法规禁令。
今天，综观有些治理“节日腐败”的措施，其内容无非是呼吁领导干部加强廉洁自律，增加对“节日腐败”的处罚条款，重申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检查职责———这些体制内的防范惩治措施基本上没有跃出传统治理模式。这样的情形确实令人担忧：禁令措辞一年比一年严厉，“节日腐败”现象却照旧屡禁不止，甚至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有关部门甚至陷入了“治理疲劳”，再也翻不出什么行之有效的新招了。
其实，审视“节日腐败”这一官场潜规则的复兴，我们应该能够体会到，“节日腐败”中隐含着某种中国传统文化与政治制度基因。要根除这一由来已久且生命力旺盛的官场陋规，必须清除其背后的文化与制度基因；而要消除那些传承千年的文化制度基因，体制内防范惩处的传统治理办法业已力不从心。
因此，要根除“节日腐败”，求助于传统的禁令远不如引入富有现代性的新治理方法。我们不需要“雷声大、雨点小”的禁令，我们更需要的是官员财产公开、政府行为信息公开、新闻舆论全程监督等一系列制度的支持，我们更需要的是在公众监督下的透明而有力的执法执纪行动，我们更需要的是彻底打破官场利益共同体与信息封闭格局的勇气与智慧。否则，那些绵延千年的官场陋规将永无寿终正寝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