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器官捐赠程序难操作 专家呼吁脑死亡立法

　　每年，我省仅尿毒症患者就新增4000多名，而能等到肾源、做移植手术的仅占一成。而其他器官如胰腺、眼角膜等也因为供体缺乏，遭遇相似困境，心和肝的捐赠情况则更不容乐观。

　　器官移植手术越来越先进，而器官捐赠的渠道却越来越窄小。许多器官移植患者，在等待中死去。

　　而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器官捐赠的程序设计缺乏可操作性，许多愿意无偿捐赠器官的志愿者却觉得：捐赠很难。

　　许多生命就在这种矛盾中死去了。让人痛心。

　　而在国外器官捐赠主要来自车祸等突发事故。驾驶员都签订器官捐赠协议的良好经验。随着驾驶员人员的加剧，这一措施已经到了可以实施的时候了。

　　现状：

　　能做移植手术的少之又少

　　又是一年岁末，省人民医院的心脏移植专家许林海医生心里不太好受。

　　今年，他们医院只做了一例心脏移植手术，而他手头有10个病人因为等不到供体，都痛苦地死去了。

　　和许林海一样不好受的，还有浙医二院眼科主任姚克教授。

　　姚教授说，他们医院需做角膜移植的病人每年都有两三百个，但可供移植的角膜却很少，偶尔会有濒临死亡的或者眼睛大范围破裂的病人同意捐献，但每年仍然只有15个左右的幸运儿能等到手术。

　　眼角膜捐献者还算多的，其他器官的捐献情况则更加不容乐观。许林海医生说，除了他们医院，省内其他还有四五家能做心脏移植手术的医院，大都在做过一例以后，没能再做第二例。

　　据了解，因为志愿者捐献很难达成，杭州不少医院目前已不再做器官移植手术。

　　怪现象：

　　志愿者想捐献器官却捐不了

　　在杭州，只有10-20%的患者能做肾移植手术，大多数人等不到肾源，只好靠人工机体活着，每周都要做3次肾透析，每次700多元，简直就是钱堆出来的生命。

　　对他们而言，结束痛苦的最好办法就是进行肾移植。但这可能性在杭州实在是太小了。

　　难道真的没有人愿意捐赠器官吗？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

　　据邵逸夫医院眼科主任姚玉峰介绍，1990年，他曾参与组建浙江省第一个眼库———浙江医科大学眼库，当时由于宣传攻势猛烈，曾有5000名多志愿者登记表示愿意捐献角膜，但实际上，后来真正达成的一个都没有。近几年，每年都有七八个志愿者在省红十字会填写捐赠遗体的表格，但具体达成数也是零。

　　一方面是人体器官极度缺乏，另一方面志愿捐献者“有力无处使”，这种困境的根本原因，是杭州乃至全国都存在的问题：目前对器官捐赠仍然缺乏可操作性。

　　根源：

　　“好的器官”无法及时合法取出

　　据了解，器官移植对器官的要求很高：眼角膜必须在死亡后数小时之内取出；其他器官如心、肝、肾等，更要在死者脑死亡、其他器官还未死亡之时就提取。

　　然而，捐献者填了表格后，就和医院失去了联系。他们分散在各地，如果是突发事件身亡，医生往往来不及了解他们是否有过捐赠申请；也有的自己填了表格，死后家属却反悔了。

　　但重要的是，如果是自然衰老死亡，八九十岁的，器官已老化，基本不能再用；五六十岁的，使用局限很大，只能捐给同龄人：对于自然死亡的捐赠者，要等上几十年，往往远水解不了近渴。

　　杭州器官捐赠路在何方？

　　国外器官捐赠主要来自车祸

　　在国外，器官捐赠主要来自车祸等突发事故。

　　比如，每个美国公民去考驾照时，都会被问到：是否愿意捐赠器官？如果愿意，想捐哪个还是全捐？本人的回答将印在驾照背面，一旦不幸发生车祸身亡，医生可以根据本人遗愿，在瞬间提取器官，用来挽救其他人的生命。

　　对此，目前国内已有一些城市有了零星的类似规定，如《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规定：对生前未明确表示不同意捐献遗体的死者，其近亲属可全部或部分捐献其遗体用于医学科学事业；《广州市志愿捐献遗体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志愿捐献遗体后，家属或亲友不得提出额外条件，遗体捐献后将不保留骨灰。

　　姚克教授设想，对杭州而言，主要是应考虑在法律授权的医院，发给每个入院病人一张表格，愿意捐赠的就登记在册，一旦死亡医院可以立即实行器官移植。

　　设计实用的捐赠程序

　　器官移植手术供体的极端匮乏，专家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首要是宣传科学，消除死后有灵魂的迷信思想。

　　另外，器官捐献者的意愿，应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省人民医院眼科主任洪朝阳建议，法律可以规定，死者生前表达过捐赠意愿的，家属不得干预医院取得器官；无人认领尸体，可用于医学科学等。

　　第三，具体的器官捐赠程序，可以借鉴国外的实用设计。

　　比如，国外早在半个世纪前就有了权威和明确的立法。如前苏联1937年立法规定：不用死者家属同意，就可提取遗体的眼球；英国国会1952年通过的器官移植法规定，只要死者或家属事前不反对，医生就可以提取器官；法国1947年通过相似法律。

　　专家：脑死亡立法迫在眉睫

　　专家介绍，器官捐献、移植迟迟无法出台立法，关键是牵涉到一个死亡标准的问题。

　　目前医学界有两种死亡标准：心跳呼吸死亡标准和脑死亡标准。脑死亡标准对器官移植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脑死亡时间通常早于心跳、呼吸死亡时间，因此能及时得到可以利用的器官，如肾、心脏、肝、肺等。

　　1968年美国哈佛医学院率先公布脑死亡标准，确定不仅呼吸和心跳不可逆性停止是死人，包括脑干功能在内的所有脑功能不可逆性停止的人也是死人。1983年美国通过脑死亡法令，随后英国、法国、德国等相继跟进。目前世界上大多国家都已实行该法令。

　　据了解，《中国脑死亡诊断标准》草案已经拟订，正在征求各界意见，器官捐献与移植的相关法规文件也正在制订之中。

　　见习记者 田晓晋 时报记者 娄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