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邬凤英
在2004年即将过去的时候，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首次对外公布了国家机关现有全部新闻发言人的名单和通讯联络方式。(本报今日15版)
在我看来，这一举措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政府传播出的信
息是公众想知道的，而不单单是政府想“宣传”的。如果这一举措及其配套措施能够落到实处，将会带来政府和社会双赢的结果。
为什么如此肯定呢？我们设想一下，今后一旦发生了突发事件，任何一个记者都可以抄起手边的电话，拨通相关号码，从而在第一时间联系到相关的新闻发言人。无疑，发言人的解释很大程度上是要围绕记者提问进行的；而媒体目前的运作方式，决定了记者必须尽可能地提一些公众关心的问题。
但政府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正相反，这在客观上有利于政府感受社会公众的脉搏，及时解释政府的立场，占领舆论的制高点。
解释是非常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其实就是解释政治本身。政府不解释，民间就要解释。政府的沉默在很大程度上为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预留了空间。现代政府的行政事务日趋复杂，很难在一切问题上获得公众的赞同，但政府的施政要顺利进行，就必须要取得公众的配合。在这种情况下，“解释”就成了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活动，公布发言人的电话号码，其实是为政府能够及时地对公众进行解释提供了方便。
和中央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清醒认识不同，许多地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显得迟疑。不久前，某大城市出台了一份《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政府系统新闻发布会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通知》，明确规定：“对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或新闻媒体报道的敏感话题，需由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出面进行舆论引导或事实澄清的，由市委宣传部提出意见，审批把关或根据市主要领导批示进行。”可以想见，待这套程序完整的走完了，已经是谣言满天飞了。这样的“审批把关”实际上等于是把解释真相的权力拱手让给别人。而地方政府由于和公众的日常生活关系更密切，其实是更加需要不间断地释出权威的解释。
当然，要让新闻发言人充分发挥解释政府立场的作用，仅靠公布他的电话号码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一系列的制度跟进。要通过法律的形式规定，新闻发言人该在什么情况下发言，怎么发言，对谁发言，发言的后果如何承担，等等。只有消除了发言人对发言后果的不确定性的担心，新闻发言人制度才能真正起到其应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