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代表民意

　　本报记者专访决咨委专家龚克

　　信报记者 周芮/文图

　　“实在抱歉，这段时间事情特别多，昨天晚上3点才回家。”12月24日中午，重庆邮电学院院长办公室，记者见 到了我市政策咨询专家委员会的第一届成员龚克。

　　在2004年这个繁忙的年末，龚克院长欣然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在采访前关掉了手机铃声。

　　政策出台前的防火墙

　　记者：从今年9月成为市政府智囊团中的一员以来，给政府进过了多少次言，主要是什么方面的内容？

　　龚克：有十多次吧，有政府工作报告的建议，重庆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路径设计、明年的亚太市长峰会的一些建 议等等。

　　记者：决咨委与国外的智库有什么区别吗？

　　龚克：国外的智囊团带有职业性质，实行公司化运做，而我们的智囊团直接由政府组织，协助政府做一些日常方面的 决策咨询。由于我们并不是每一个政策都会通过人大，一些小政策出台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监督力量相对会弱一些，因此 市领导希望政策出台前能让专家组把把关，在原有政策出台的基础上再设一道防火墙。

　　记者：智囊团在向政府提议时会更多倾向于和自己专业相关的建议？

　　龚克：目前来看可能有的专家独立性还不够，工业方面的专家在提议时多是要求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到工业上去，农业 研究方面的专家更多会倾向于农业方面的问题，自觉或不自觉会更多的倾向于和自己所属行业的利益群体相关的建议。这只是 关于某一方面的建议，而不是重庆最应该关注的宏观的东西，往往只代表了部分的利益群体，而让另一部分利益群体缺少代言 人。

　　记者：那应该怎么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

　　龚克：今年政府在选择决策咨询专家时，尽量选择懂管理的、懂市场经济方面的专家，而不是仅在某一个行业内部的 单一性专家，比如说数学专家、化学专家。现在我们缺的正是管理。政府进行的是宏观控制，而有些专家在提议时不是宏观控 制方面的问题，而是具体的某一个行业的局部的操作，这些意见当然也可以做参考，但市长更需要的老百姓迫切关心的问题， 比如像民心工程、棒棒军问题、三农问题，专家需要从自己的领域跳出来。

　　专家不能成为

　　公司代言人

　　记者：由于目前身份的变化，政府会特别重视你们的建议，那么因此而上门来找你的人多不多？

　　龚克：有，公司和政府部门的都有，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我向政府谏言。而对我自己来讲，就得对这个特殊的身份负责 ，做到专家的独立性，向政府提议时不能代表某一个公司，也不能代表某一个部门局部的利益。这是一个专家职业道德的问题 。

　　记者：你认为作为智囊团的专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龚克：首先要负责，责任心是第一重要的，因为现在可能会面临着很多人上门找你的情况，如果你变成了某一个利益 集团的代言人，那么你就没有资格做政府决策咨询的专家，你代表的是民意，以专家意见向政府谏言。其次，还应该要学习， 要主动的去了解重庆市发生的各种事情，对政策导向、市场研究都得很清楚。

　　记者：你认为你为什么会作为本次智囊团的专家成员？

　　龚克：更多的应该是我的理念。我们国家缺的就是理念，一些陈旧的传统的观念很难改变。现在重庆要实施数字重庆 ，但可能有些部门并不理解，这就是观念的问题。我们在给市政府提建议的时候，就应该把全新的、市场化的理念带给政府， 让他们更好的宏观控制重庆的市场经济发展。

　　必须提出

　　解决方案

　　记者：你们和普通学者的身份有什么不一样？

　　龚克：王市长对我们专家委员会的专家提出了很明确的要求，首先是要求专家委员会的委员要抛弃顾虑，敢讲真话。 专家不能泛泛的讲一些大道理，我认为专家组的主要作用应该是帮助市政府提出解决方案，而不是把三个问题讨论成四个问题 、十个问题，如果把问题讨论得越来越多可能到头来什么问题都没解决。

　　记者：普通的学者可以快意恩仇，但作为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委员，由于角色的变化，你们能做到这一点吗？

　　龚克：学者有这样两种：一是我的观点就是我的观点，我不管别人愿不愿意听，我就要维护学术的严肃性科学性，还 有一种学者是当他的学术研究内容和有关部门发生冲突，面临着来自各方的压力时，从自身利益考虑，可能难以畅所欲言。但 决策咨询专家委员会的专家是经过政府多次选择后高标准挑出来的24人，承担了政府很大的信任，政府既然这么做了，就不 会因为我们的一句真话而让人难看，政府很开明，我们也应该说真话。

　　记者：那你们以什么方式向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会不会比直言性学者多一些技巧的东西？你认为这是学者入世的表 现吗？

　　龚克：是的，这是学者入世的表现。一般对学者更多强调的只是某一个方面的知识，学者入世更多的还会强调文化素 质、人格魅力。咨询专家不能以负面的态度去看待社会上出现的问题，更多应该是对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帮助政府怎样去 解决问题。

　　-新闻背景

　　智囊团与决策科学化

　　曾经有这样一个传说，1950年，美军越过“三八”线，面对中国出兵朝鲜的严正警告，美军也迫切想了解中国的 真实意图。

　　于是美国军方曾委托老牌智囊机构——兰德公司对此事进行调查分析。

　　兰德公司在经过调查研究之后，提出了长达三百余页的报告，和六个单词的结论——Chinawilldispa tchtroopstoKorea(中国将出兵朝鲜)，开价580万美元。

　　美国军方可能觉得开价太高而拒绝购买。直到美军败局已定，决定撤兵朝鲜，才想起这份报告来。又以280万美元 的价格买回来。

　　此事究竟真实与否，已经无据可考，但智囊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智囊是中国化的说法，意即“装主意的袋子”，代指幕僚、清客之类，为长官出主意的人。而在国外称为“智库”( ThinkTank)，又称思想库，顾名思义就是储备和提供思想的“仓库”，主要指那些以政策性研究为核心直接或间接 服务于政府非赢利的独立研究机构。

　　西方发达国家拥有完备的智囊机构，例如美国的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等，德国政府的五人智囊 团，日本的“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恳谈会”，印度的发展与社会研究中心等，这些政府的或非政府的大大小小的智囊机构就像 植入政府大脑中的芯片，左右着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一系列重大决策，例如，在2001年“9·11”后 第8天，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向布什政府提出了发动反恐怖主义战役的7点精确建议，此后布什政府的反恐战略就是基本照 此行事的。所谓“影子内阁”、“第四权力”等说法，概源于此。

　　中国自古就有幕僚、清客之说，无论是战国孟尝君的“至仕三千”，还是红楼梦中的卜固修之流，都可归为智囊之列 。

　　这些幕僚曾经一度左右着中国封建政府的决策，例如绍兴师爷，曾经因把持政府而名满天下。

　　中国建国以后，由于历史原因和计划经济的影响，种种“经验决策”对中国的危害极大，例如“大跃进”、“十年浩 劫”等。

　　虽然以前老同志凭经验为决策建议，也曾经为我国政府决策作出过贡献，例如中顾委等，但是在发展日益加速的今天 ，各项事务日新月异，经验已经不可能再适应于决策。

　　而决策者又非全才，即使他们在某方面是专家，也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专家，因此，为了科学的民主化，需要有 一个机构来完成这个使命，专家咨询制度就应运而生了。该组织似乎被各地政府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例如，吉林省政 府近日推出了一项新举措：今后凡是上报省政府决策的重大事项，必须附有专家咨询论证意见，否则不能进入决策程序。

　　重庆行政学院教授罗德刚介绍说，从理论上讲，完整的决策体系包括决策的中枢、执行、咨询、监督和信息五个环节 ，目前我国的现状是，决策的中枢和执行相对比较强势，而咨询和监督处于弱势。专家咨询制度解决了咨询的薄弱环节，但其 他环节也应该加强。

　　同时，科学的决策也有很多实现形式，例如听证会制、人大政协的讨论、专家咨询、决策公示制等，因此，在实现决 策的科学化上，还需要继续探索。

　　重庆决策咨询专家委员会名单

　　陈德敏重庆大学副校长

　　陈澍 重庆社科院院长、党组书记

　　陈卫 重庆信威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戴思锐西南农业大学教授、国家级专家

　　龚克 重庆工学院国际情报研究所所长、重庆邮电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何谦 重庆大学副教授、现兼任建设集团销售总经理

　　雷寒 重庆医科大学校长、教授

　　李大明重庆银星智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

　　刘传伟重庆南华中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俊 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

　　刘泽武重庆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聂能 重庆邮电学院院长

　　彭应吉重庆高博商务有限责任公司总裁

　　秦启文西南师范大学社会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冉光和重庆大学贸易与行政学院教授

　　沈长富重庆移动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

　　王崇举重庆工商大学校长

　　王旭 重庆大学工业工程系副主任、教授

　　修军 重庆网通信息港董事总经理、党委书记

　　徐宪 重庆工商大学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教授

　　晏莉 四川美术学院教师

　　张明举西南师范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

　　张宗益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赵万民重庆大学城规学院副院长

　　(按姓氏拼音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