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评中国新领导集体：威望增加超想象

　　对中国新领导集体的几个“想不到”　——美国学者的观察与评估 　　　

　　“想不到，他们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速度要比想象中快；想不到，他们威望的增加比想象中要多；想不到，中国外交政策越来越全面、越来越自信。”

　　中国新领导集体推行的政策具有划时代意义，执政主要有三个支柱：平衡地区经济发

展，追求社会公平公正，加强政治透明度和政治制度化。

　　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自小布什上台以来比以前更明显了，理所当然地，中国会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从而取得某种制衡。

　　中国新的领导集体在过去近两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三项重大成就：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国内基本保持稳定、在国外成功地减少了许多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忧虑。

　　10年前“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的东盟国家在谈起今天的中国时，看到更多的是中国给他们带来的机遇而非挑战。

　　政府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有经济高速增长，人民就非常满意，因为经济周期会对高增长产生影响。所以，政府还必须从其他方面，例如法律程序和政治制度建设方面提高人民的满意度。

　　需要处理好与日本的关系，至少不能让日本成为中国崛起道路中的“敌人或者绊脚石”。

　　2002年11月13日，2003年3月16日，2004年9月19日，乍听起来就像三个没有任何联系的日子。但是历史将记住这三个时间，因为它们合奏了新世纪之初中国政治权力和平交接的三部曲。从十六大选举胡锦涛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到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胡锦涛和温家宝为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再到胡锦涛当选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实现了一次和平、有序的权力交接。对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中国观察家们，这三部曲中的每一篇章都扣人心弦，既制造了悬念，也揭开了谜底。

　　事实上，自胡锦涛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起，美国的中国观察家们便开始了对中国领导集体的猜测。谁是胡锦涛？中国会被带向何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经常性地勾勒中国政坛变迁的画面。结果，当胡锦涛正式接任中央军委主席，中国领导权交接尘埃落定时，习惯了权力斗争思维的许多美国中国观察家们都颇感意外。

　　因而，12月20日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的采访时，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蓝普顿(DavidLampton，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系主任)用了几个“想不到”来概括他对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总体评价，“想不到，他们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速度要比想象中快；想不到，他们威望的增加比想象中要多；想不到，中国外交政策越来越全面、越来越自信。”

　　执政

　　在关注中国权力和平交接的同时，美国的中国观察家们也非常关心新的领导集体的政策方针，以期判断中国的未来走向。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美国纽约州哈米尔顿学院(HamiltonCol-lege)教授李成(ChengLi)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梅瀚澜(H.LymanMiller)。李成在其文章中认为，中国新领导集体推行的政策方针具有划时代意义，主要有三个支柱：平衡地区经济发展，追求社会公平公正，加强政治透明度和政治制度化。具体来讲，新的领导集体主张减少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强调西部大开发和复兴东北老工业区。在落实“三个代表”思想的同时，主张“执政为民”，强调保护困难群体，正面面对艾滋病问题，着力解决“三农”难题，颁布了中央1号文件确保农民权益，并首次把进城劳工列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政治上，新领导集体主张增加透明度，公开政治局会议和学习的情况，加大反腐败力度，公开选拔干部，明确干部责任制。此外，新领导集体还倡导党内民主、党内选举多票制。

　　同样地，胡佛研究所研究员梅瀚澜也注意到中国新领导非凡的执政能力。他在文章中认为，中国新领导集体自上任以来出色地应付一系列挑战。首先，在国内战胜了“非典”危机，妥善解决了香港关于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争议。在国外，巧妙化解了因美国入侵伊拉克而可能导致的中美正面外交对抗，从而维护了中美关系的大局。此外，中国政府在朝核危机问题上采取主动，倡导“六边会谈”，积极进行外交斡旋，进而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

　　同时，梅瀚澜也注意到了中国政府在改革方面的举措。国务院进行了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取消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组建商务部。把国家计划委员会改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增设银监会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从而进一步推进改革，实现加入WTO的承诺。格外引人注意的是，2004年宪法修正案提出了保护私有财产和保护人权的条款。此外，新政府决定取消领导人进行国事访问时的迎送仪式，取消中央领导人夏季北戴河避暑，并探讨减少行政机关出版物。

　　梅瀚澜认为为，这些政策表明新一届政府既不是因循守旧，也不愿维持现状。相反，政府认识到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的必要，所以新政府的政策中处处透着新意。

　　对于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执政风格，蓝普顿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我们不应该夸大两届政府之间的差异，因为其中一些反映了不同的领导风格，而另一些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烙印”。比如，胡锦涛和温家宝在中国内陆地区有很长生活经历，因而他们对地区发展不平衡、人民收入不均有着深刻体会，所以政策也会折射这种生活背景。而事实上，江泽民和朱镕基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已经越来越重视地区发展不平衡和收入不均问题，1999年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再如，在对外关系中，第三代领导人跟美国打交道很从容，新一届领导更喜欢和拉美国家、欧洲国家、东盟国家打交道。蓝普顿认为，这种区别既反映了领导风格的不同，也反映了国际格局的变化，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自小布什上台以来比以前更明显了，理所当然地，中国会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从而取得某种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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