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病人逃离了医院，使一个几千万人口的大省都绷紧了神经，最后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件事——这是非典型时期的典型镜头！如果日后有人把这件事拍成电影，我相信一定会比风靡一时的《卡桑德拉大桥》还要精彩！
我不知道辽宁的这位张姓病人在逃离医院时是否考虑了自己行为的后果。有专家说他可能会被指控两项罪名，一是故意伤害罪。因为把非典传染给他人就在一定时间内剥夺了他
人的身体健康，与伤害行为并无本质区别；二是危害公共安全罪。因为他明知自己患有非典，还故意出入公共场所，危害了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安全。这两项罪名一旦成立，张某就可能面临长达7年的刑期。
我好奇的是，张某究竟为什么要冒着自己和他人生命健康的巨大危险逃离呢？有报道说他是不愿意交5000元的诊疗费，这一点未经证实。已经证实的是同一时间广东发生的“一名非典病人从华侨医院逃出，有关部门迅速组织近百名工作人员进行地毯式追寻”事件，新闻主角26岁的付姓小姐后来说，她只不过“放心不下自家开的一间小店，想回去看看”。
这两人的行为，显示了一个共同的心理特征：在自身利益方面追求绝对的“单边主义”，拒绝对社会、对他人包括自己的亲人承担责任！
从4月下旬开始，随着每天的新增病例一度激增，北京的部分市民及大学生中产生了无端的恐惧。一个“封城”的谣言，甚至引发了抢购；还有人以“逃城”来“避疫”。这些新闻证明了张某和付某的“行为模式”实际上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是，当社会遇到危机时，我们很少有人会主动出来问，我能为缓解危机做些什么？大家本能地反应就是“只要我是安全的就行”，其他的自有政府去管。有时我不禁会怀疑，假如《卡桑德拉大桥》中那趟“瘟疫列车”上都是中国人，我们能像张伯伦大夫那样组织起来自救吗？恐怕更大的可能还是只顾自己跳车逃命吧！
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冷漠，归根结底和长期以来我们只强调公民义务，不强调公民权利的“语境”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很显然，如果一个人没有权利，他也就不会有热情承担义务。当一个公民对他所居住的城市中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无法施加影响时，漠不关心就会成为一种常态，遇事只求自保就会成为一种本能！
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冷漠，也和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组织、民间组织的发育不充分有关。在危机面前，公民个体如同分散的马铃薯，无法以民间组织的形式主动介入。而当社会的力量很小或干脆就不存在时，政府就显得形单影只了！
应该说，政府在这次危机中表现出了足够的理性和果断，这是令人欣慰的。但公民意识的缺失和公民社会的发育不良，也在危机中暴露无遗。如果非典的不期而至能够成为契机，使这两点得以改善，从此逐步树立起健全的公民意识、发育出完备而富有建设性的民间组织，则真可以说是坏事变成了好事。如此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郭松民 厦门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