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养脑瘫儿耗尽百万家财

　　男孩从牙缝里迸出他所能够发出的几个音节之一———“享福呀”，“他享福了，我受罪了。”养母张昊说。

　　12年前，46岁的母亲张昊遇到这个当时约莫两岁的男孩时，她对他所知甚少，不知道他的家在何处，不知道他的亲生父母，不知道他是否健康……

　　她也不知道，收养这个男孩意味着什么。

　　答案在12年后出现了：这是一个脑瘫儿，为给他治病，张昊夫妇耗尽了100多万元积蓄，他们甚至变卖了为亲生子女准备的四处房产；四个子女陆续离家而去，花甲之年的老夫妇已片刻不能离开这个只会表达简单字眼的男孩。

　　2004年12月15日，58岁的张昊说，如果让她重新选择，她不会将这个男孩带回家。不过现在，她并不后悔。

　　脑瘫男孩的世界

　　12月15日，郑州大雾。脑瘫男孩盖一床小薄被，平躺在客厅的小床上。

　　12年里，他要么被抱在怀里，要么躺在床上，要么坐在轮椅上。

　　14岁了，男孩的智力只有两三岁的水平。只要他醒着，电视机就一直开着。如果电视机不工作，他就会发出有节奏的音节进行抗议。

　　突然，男孩脸涨得通红，蜷起手臂，咬紧牙关。张昊急忙跑到床边，将他的双臂按在床上；丈夫周峰则用手轻拍着男孩的脑袋说：“乖乖，不怕。”过了一会儿，男孩紧绷的肌肉舒展开来，脸色恢复正常。

　　男孩经常出现这种危险的抽搐，每天要发作两到三次。异常响动，比如“砰”的关门声、尖叫声、大笑声，都能诱发他抽搐。

　　在男孩胸前，有一颗黑痣，每当有人来看他，他会用僵硬的手臂艰难地指向胸前，然后，断断续续地从牙缝里迸出他所能够发出的几个音节之一。

　　———“享福呀。”

　　“他享福了，我受罪了。”站在一旁的张昊说。

　　耗尽百万家产

　　没事时，张昊就陪着男孩看电视，皱纹深刻的脸上带着茫然的神情。

　　12年前，她曾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女老板，拥有6个店铺。按张昊的说法，12年前的那一幕改变了她的命运：1992年农历四月初七早晨，她骑车经过人民路时，发现一大帮人聚在一起。挤进人群，她看到一个小孩躺在地上。

　　5月的天，寒意犹浓。“他一直在哭，哭得都快没劲了。如果没人管他，可能一条生命就没了。”张昊回忆说。当时，张昊给丈夫周峰打电话，问是否可以暂时收养这个小孩。

　　“我同意她抱回来。当时想法很简单，不能让他冻死。”说这话时，60岁的周峰脸上不见笑容。他现在不大爱说话，一开口就会抱怨，妻子给家庭带来了麻烦。这种抱怨并不影响他飞快地翻阅报纸，这是夫妇俩已形成的习惯，不错过任何信息来源，但只看医药广告。

　　12年前，周峰搞建筑赚了上百万的钱。他曾考虑到孩子可能会有小毛病，“不过不要紧，花个十万二十万的，把他治好后再送走”。

　　医院认定男孩患痉挛性小脑萎缩。这意味着他智商低下，生活不能自理。从那时起，为男孩看病成为张昊家的重要生活内容。不仅是丈夫，四个子女也陪着她东奔西跑。周峰说，家里积累的财富最高峰时有130多万，几乎都花在为男孩治病上。12年过去了，他们带着养子走遍大半个中国，男孩病情却没有好转。

　　他们给男孩起名“大健”，意为长大后健康。

　　与子女轮流照顾脑瘫伢

　　“我也受罪了。”长女周华只是偶尔出现在家中，她逗男孩玩了一会儿。而另外的三个子女已不再回家了。

　　脑瘫男孩出现时，周华17岁，弟弟16岁，另两个妹妹15岁和13岁。按照父母的说法，四个子女都比较听话，家庭和睦。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周大健进入这个家庭，开始与他称为“哥哥姐姐”的人共享父母之爱。甚至，被认为是独享了这一切。

　　周华说，自己很有耐心，看护周大健的时间也最多。但作为家中长女，周华还是觉得父母对周大健太慷慨了，他们想方设法讨男孩高兴，却对自己的子女特别吝啬。“周大健来我家后不久，小妹要买一辆自行车，说了好几次，我爸才给了200块钱。而他给周大健看病，从来没有皱过眉头。”

　　1996年，周华的男友在见到脑瘫男孩后提出分手。“家里有这样一个人，别人都以为会遗传。”周华说，“我不反对他们收养周大健，可也得为我们考虑一下吧。”

　　之后，周华出走了几个月，但家里没什么变化，于是放弃抵抗，回到家中。

　　房子卖了,儿子走了

　　“孩子不懂事，当父母的哪能不心疼自己的子女。”

　　张昊的眼泪滴落到脑瘫男孩的粥碗里。男孩还在憨笑着念叨“享福呀”。

　　“孩子的病还没好，把他送走不放心。”当年女儿离家出走，并没有改变母亲的态度，她一如既往，细致入微地照顾脑瘫男孩。而四个子女却听到了更糟的消息。

　　1990年，张昊夫妇曾在郑州市机场路一带，为四个子女分别购置了一套房产。1996年，因为周大健手术花了不少钱，张昊夫妇周转不灵，便将房产变卖了。

　　直到三年后，子女们对卖房的事还一无所知。

　　“大概在1999年左右，爸妈在一次谈话中，透露了卖房子的事情。”周华说。

　　此时，四个子女开始认定，必须制止父母这种“疯狂”的行为。

　　“我弟弟闹得比较凶。他是家中惟一的男孩，房子对他很重要。”周华说，姐弟们性格都比较柔和，从来不会和父母吵架，所谓闹，也无非是对父母大声说话。

　　正是在这一年，周华23岁的弟弟也恋爱了。秋天的时候，当确认房子被卖的消息，他也离家出走了。去年，周华与弟弟失去了联系。

　　女儿也走了

　　到2002年的秋天，另外两个女儿也走了。

　　此前的2000年，张昊的二女儿，当时是一位医学院的学生，回到郑州实习。她立刻成为脑瘫男孩的专职护理。

　　“我妈常打电话让我大妹请假，回家照看周大健。”谈到大妹，周华对父母的意见非常大。在她看来，大妹在郑州实习一年，时间都浪费在看周大健上，居然连打针都没有学会。“我到过大妹的学校，老师和同学都说，她是个非常聪明好学的学生。”

　　2001年秋天，二女儿告诉张昊，她要出去找工作。次年春节，二女儿没有回家吃团圆饭。

　　“当时我心软了。”张昊说，当时她和丈夫周峰商量，想把周大健送走。但掂量了很多次，都没有下这个决心。

　　回到郑州后，张昊决定每月支出四五百元钱，把周大健送到附近一家福利院。但这时，二女儿的电话已停机了，至今也没有和父母联系。那年，她25岁。

　　8个月后，张昊把周大健接回家。不久，23岁的小女儿也不辞而别。

　　只剩下1150元

　　张昊现在的家，是去年10月24日租借亲戚的，租金至今都没有付。做生意时，他们全家住在店铺里。1996年四处房产变卖后，他们没有了自己的房子。

　　到2003年，张昊夫妇几乎花掉了所有的钱，也再无收入，他们只能停止为周大健治疗。如今，这个家庭只剩下1150元钱。

　　他们的饮食很简单，常常是馒头就自制的豆瓣酱，另配一杯白开水。

　　“我不知道以后怎么办。现在还有几件首饰，够过一阵子了。”

　　“能治一天就治一天，治不好能找个好归宿也行。”周峰抬起头，他的手抚摸着男孩。

　　他至今觉得自己不欠四个亲生子女什么。他认为自己只有将子女养育到18岁的义务，至于收养男孩，那是他们夫妇自己的事，与子女没有太大关系。《新京报》